論中華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教授陳連開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又因其文明自起源發展至今，傳統從未被割斷而備受世人推崇與關注。關於中華文明的起源，歷來有種種猜想與說法。最近幾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餘年，中國古人類學和中國舊、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為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學依據，因而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謂近20年中國人文科學獨領風騷的一個領域。

在師輩啟迪和社會需要推動下，我自20世紀80年代初，從東北史地之學和中國民族關係史研究過渡到對中華民族進行整體研究，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起源，成為我用力較多的一個方面。1984年，陰法魯教授約我為其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撰寫第一章：〈中華文化起源和中華民族形成〉。1987年我開始就〈中華民族的含義與中華民族起源初探〉和〈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發表文章。這些文章是受蘇秉琦教授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類型理論的啟發，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對中國舊、新石器時代文化進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對中華民族的結構也提出了「多元集合體」的觀點。不久，費孝通教授召我，說已讀過我關於中華民族含義及中華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華民族是多元集合體」的提法有些模糊，應是「多元一體」。1989年費老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一著名論文。自此，我便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為核心理論，先後協助費老出版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及其修訂本、《中華民族研究新探索》，並出版了個人專集《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在我關於中華民族研究一系列論文陸續發表以來，學術界師友給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費老、蘇老，都是我在大學時期的老師，他們一再勉勵我堅持研究，並指出綜合歷史學、民族學、考古學和古人類學等多學科的材料與研究成果一爐共冶，從而得出自己的體會，這種研究方法也很對頭。這些支持和勉勵，使我在自己學業根底不深且研究條件有種種缺陷的情況下，堅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並以中華民族形成史為專業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學們希望我逐步將自己的研究歸納一下，那我就先從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基本特點說起吧。

總括20年來，關於中華文明以及其早期發展已發了一系列文章，其要點包括：

一、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

二、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起源，具有鮮明的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特點。

三、中國的農業從起源時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餘年的考古發現證明南北農業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萬年左右，與世界農業起源最早的各地區大體同步。

四、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餘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這一個千年紀，考古學界稱為「古文化古國」，我稱之為「王朝前古國」。這個歷史時期，在考古學上大體相當龍山文化期向青銅器時代過渡；在社會發展方面，是從無階級社會向有階級社會過渡；在文化發展方面，是從無文字向有文字文明過渡；在國家和民族發展方面，是從部落聯盟向國家和民族形成過渡；在中國文獻記載方面，是從黃帝至堯舜的五帝向夏商周過渡。因而，我所說的「王朝前古國」時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國家雛型從萌芽至發展的漫長過程，也可以說是一個歷史時代。

五、中華文化的發展在不同區域是不平衡的，這種不平衡性導致了不同區域間的互補關係，是中華文化產生匯聚和向一體發展的動力因素。

六、中華文化的發展延綿不絕，連續而未有中斷，與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華文化又是兼容並蓄的，是一種「和合」的文化，故其「內聚」和「外兼」是對立統一體。正因為中華文化的這些特性造就中華文化的豐富與長久生命力，也是中華民族結構形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應該說，這些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和早期發展特點的認識，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個學科數輩學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外，還有歷史學和民族學的成就。大致說來，對我影響較大的前輩學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師，還有顧頡剛、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說我自己還有些成績的話，可以歸結為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時代在進步，而我們站在前輩學者的肩上，故比前輩看得稍微遠一些；二是新中國的考古學成就可以說是突飛猛進，日新月異，我們有幸看到這麼豐富的地下資料，眼界和認識自然會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來，曾從事歷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經歷對我的幫助也甚大。歷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歷史的研究中時刻關注與空間的關係，考慮空間問題時又會照顧到歷史的時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關注「縱橫時空網絡」中族群關係的變化，由歷史事件真實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討「中國性」(Chinese-ness)諸問題。

我始終相信，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後人必定要超過前人，所以我的這些認識也會隨時代的更替而被不斷補充和發展，我自己也隨時準備更新認識，向更高的目標前進。

關於中國人及其文化的來源，長期存在外來說和本土說、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辯〈1〉。以往由於受到當時政治背景和流行學說的局限，科學發現也不充分，因而很難得有說服力的認識。如關於中華文明的種種西方起源說，就帶有明顯的虛構、編撰和假想成分。而且，從18世紀的法國人約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紀)開始，止於20世紀初葉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來說的立論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立場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說和西亞古文明中心說等)〈2〉。考古學發展起來以後，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種種偏見和淺見。

當前，中國境內古人類學的材料已相當豐富和系統，舊、新石器時代(特別是萬年以來)的考古發現在中華大地上已是「遍地開花」。這些系統而又豐富的發現，文化性質明確，內涵清楚，相互關係也易於得到證明，用來與中國文獻記述的遠古神話傳說互相印證，已經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和多元特點，以及新石器時代以來由多元向一體發展的特點。

人類起源於何方？是一個中心還是多個中心？古人類學界尚在不斷探討之中。中國古人類學研究有近80年的歷史，在近半個世紀的風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進展；人類起源各階段的人骨遺骸化石材料，在中華大地上均有所發現，且分佈廣泛；人類起源序列各主要環節，在中國古人類學的發現中沒有缺環。從體質特徵方面觀察，早期智人階段已經出現了向蒙古人種(黃種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階段，以柳江人(廣西柳江市發現)和山頂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頂洞發現)為代表，蒙古人種已出現南北異型的分化現象。

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早期遺存有不同於他處的特點，北京人遺址文化堆積之厚、內涵之豐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和矚目。可以說，世界上普遍承認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於北京人遺址的豐富文化內涵和鮮明特點。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小長梁遺址的遺存，其特點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現在石器的製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狀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較小，一般重約5─10克，最小僅有1克左右，但數量眾多，已發現有2000多件！據其形制可分為尖狀器、刮削器、雕刻器、錐型器等，反映了當時人們過著狩獵的生活。從這些舊石器的精細程度推測，在此以前其文化當有漫長的發展過程，人們必然具有足以保證技術傳授、模仿、改進和繼承的語言交流。長江流域也發現了一系列臘馬古猿材料。將這些材料綜合起來考慮，有理由推斷：人類起源當在四五百萬年以前，中國處於人類起源地區的範圍之內〈3〉。

早期智人及與之相應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分佈範圍已明顯擴大，尤其以黃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發現的地點為多。晚期智人已幾乎遍及整個中華大地，其相對應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和地點在現今行政區劃的各省均有分佈，仍以黃土高原較為密集。

從考古學文化的特徵分析，中國南北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風格和傳統，又具有共同的特點。至遲到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北部出現了不同區域類型的發展傾向。

綜上所述，人類起源的問題還會進一步爭論下去，但人類起源僅非洲一個中心之說，過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發現的質疑；最近在中國山西曲垣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則已將「人類起源於非洲」的論斷推翻，「夏娃理論」不能成立。因資料的限制，「基因證據」的研究也遠未解決人類起源是一個中心還是多中心的問題。當然，討論人類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狹小範圍之內，應該站在全球和全人類的視角來討論和分析問題，實際上，中國人的起源問題正是人類起源問題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種」的劃分是可行的，中國人的起源問題還涉及到蒙古人種的起源問題。雖然，目前尚難確斷中國是否是人類起源的中心地區，但已知的材料已經證明中國是蒙古人種的故鄉。誰也無法否認，中華大地上的這些人類化石，從直立人一直到現代人，其體質形態的進化表現有明確的連續性。

將化石材料與現代中國人體質形態的基本特點相比較，也能發現中華民族的歷史連續性。正如吳汝康教授所總結的那樣，中國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徵：(1)鏟形門齒，中國人為98%，白色和黑色人種相加也僅為5%；(2)印加骨，出現的比率也相當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圓枕〈4〉。因此，中華民族，包括其主體──華夏/漢民族，從總體上來說，其遠古祖先應來自那些起源於中華大地，並留居於本土繼續創造歷史的人們。

因此，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鮮明的本土特點〈5〉。

對中華大地上萬年以來的考古文化，許多學者都有極其精彩的歸納和總結〈6〉。從這些歸納和總結中，可明顯看出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傳統史觀認為，中華民族是從黃河中下游最先發端，而後擴散到邊疆各地，於是有了邊裔民族。司馬遷綜合春秋、戰國諸說，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這樣表述：由於共工、歡兜、三苗、鯀有罪，「於是舜歸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歡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這種史觀影響甚大，直至近現代也還有一些學者相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起源於黃河中下游。過去史家總是用「禮失求諸野」的觀點來推測區域間文化發展變化的關係，把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當作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這就是本土起源說中的一元說。

一元說的論點已被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考古發現所推倒，中華文明不是從黃河中下游單源擴散至四方，而是呈現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又互相滲透，反覆匯聚與輻射，最終形成為中華文明。我在許多場合都講到過這樣的認識。在〈中華民族起源說的由來與發展〉一文中，曾對此加以總結，提到中華文明起源研究與近代以來史觀變化之間的密切關係〈7〉。當然，多區域不平衡發展的觀點並非我的發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將古代民族分為江漢、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統，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樣，其經濟文化也各具特徵〈8〉。傅斯年繼之於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東西」說，認定中華文明來源的兩大系統〈9〉。1941年，徐旭生先生將中國古代民族概括為華夏集團、東夷集團和苗蠻集團三大「古代部族集團」〈10〉。徐說晚出，最詳。

上述諸說，對考古研究的促進是非常明顯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創辦人，中國學者進行的最早的考古發掘就是由他支持下開展的。他關於「新史學」的主張對古史研究有相當的推動〈11〉。徐旭生先生參加過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開創了「夏墟」調查和「夏文化」研究。後來，考古學界開創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研究的蘇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學生，追溯起來，受他的影響最大。

眾多的考古發現，以及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的研究成果已經昭示：中華文明起源有多個中心，長江、黃河都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對於中華文明的多元性特徵，我曾做過如下概括：「中華大地上的遠古居民，分散活動於四面八方，適應各區域不同的自然環境，創造著歷史與文化。舊石器時代已顯出來的區域特點的萌芽，到新石器時代更發展為不同的區系，各區系中又有不同類型與發展中心。而神話傳說中，遠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與祖神及崇拜的圖騰也有明顯的區域特點。考古文化與神話傳說相互印證，揭示了遠古各部落集團的存在，從而成為認識中華民族起源多源特點的科學基礎。」〈12〉

我所以強調考古與神話傳說的「相互印證」，就是為了改變「考古自考古，神話自神話」的兩分局面。中國沒有發達的神話，或者說，中國的神話體系與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傳說，即古史的一部分。誠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摻雜神話的傳說(legend)與純粹神話(myth)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古史傳說並不是純粹的神話〈13〉。但中國的古史傳說至遲到戰國時期就有了總結和歸納，表明不同來源和世系的各區域文明漸漸向一體發展。

下面就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區系劃分，其與遠古部落集團的對應文化，及各區系間文化的內外互動、融匯等內容，詳為敘說。這是綜合我以往發表的多篇論文而成的，同時針對考古研究的新認識(如碳14重新測年數據)，結合最近的考古發現作了相應的補充和修訂。需要說明的是，隨著新發現的考古學文化密集分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圖之上，我關於中華民族起源及其發展結構的總體認識也因之日趨精確和完善，這些不斷豐富的新知更細緻描繪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本土特點、多元特點以及由多元向一體匯聚的特點。

由地質學的研究，我們知道公元前一萬年左右進入冰後期，開始了全新世，人類的歷史也由此進入新的紀元。

1987年8月，考古學家在河北徐水南莊頭發現一處距今約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盤、石磨棒等，還發現了一些植物種子，說明農業已經萌芽〈14〉。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層和廣東的玲瓏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發現了萬年左右的文化遺存。雖然我們關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約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發現，但已足以說明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點。就舊石器時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國比較優越的地理自然環境等條件來推測，我相信未來定會有更多的發現，只是時間的早晚問題。我國也是探尋農業起源的最佳地區之一。

迄今為止，我國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有7000餘處。7000年前的考古學文化幾乎已是遍佈全國各地，如遼河流域的查海文化、興隆窪文化，山東泰沂地區的後李文化，關中地區的大地灣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區的裴里崗和磁山文化，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長江中游的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這些新的發現不僅突破了「黃河一元中心論」的傳統認識，更豐富了「滿天星斗說」的內涵。蘇秉琦先生將這些成果歸結為「區系類型理論研究」的必然： 「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對中國古文化進行重新認識，大大開闊了考古學家觀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華遼闊國土上創造歷史的視野，開始了從文化淵源、特徵、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區系類型的深入探索，過去那種過分誇大中原古文化、貶低周邊古文化的偏差開始得到糾正，這就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開拓了新的思路。」〈15〉

這與我多年前從中華文明的起源和中華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對考古發現的歸納基本一致〈16〉。我在許多場合又進一步強調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主張中華民族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其族體結構與文化發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區域不平衡發展，反覆匯聚與輻射」的方式作「多元」與「一體」辯證運動的〈17〉。這是我試圖結合區系類型劃分問題，進而對文化發展變化進程的分析和歸納。這個過程是相當複雜的，在具體的細節還會有不斷的反覆，但總的進程應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樣。

所以，我堅持認為有兩點貫穿了中華文化發展的全過程：一是中華文化的多元區域性不平衡發展，各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各有淵源，又自成系統，分佈區域和範圍明確，文化內涵和面貌也無法相互重合，可以明顯地劃分為幾個獨立的文化區系。二是區域性文化呈現向中原匯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輻射的雙向運動。

上述認識不僅來源於對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系劃分，更來自對其相互關係的分析，故不妨將具體的劃分結果及其認識作下列複述〈18〉，並依照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對以往的敘述稍作修改〈19〉：

1.黃河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黃河中游區，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匯集的中原為中心，北達河套及長城沿線，南接鄂西北，東至豫東，西抵黃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帶。南頭莊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灣(下層)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諸龍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繼之。

與這一區域相對應的為炎帝和黃帝兩大部落集團，從中可以追溯氐羌與華夏起源，並且大致可以肯定繼中原龍山文化發展的是夏文化(晉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關中)。炎黃集團起源之地比較接近，無論從文化還是從地理的因素分析，這兩大集團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點的親緣集團。炎、黃同出少典──有嶠氏部落，後世成為異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與部落。我認為黃帝起源於隴山西側，天水地區為近是。在黃帝集團的發展中，陝北是極為重要的地區。相傳，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黃帝並非具體歷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園所在就表明了陝北在黃帝集團發展中的重要性。黃帝集團另一個最重要的活動地區是燕山地區。該集團從陝北向燕山地區遷徙的證據已得到了考古學的印證。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過黃河後，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與燕山以北紅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發源的河北張家口地區交匯在一起。兩種文化的碰撞與交流，促進了文明曙光的出現〈21〉。

《國語•晉語》說，黃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別為12姓(實則是11姓)。這11姓顯然不一定出於同一來源，而是不斷融合的結果。故傳說中的黃帝譜系有不同的稱號，如「軒轅氏」、「有熊氏」等，說明這些後加入的群體還有自己的圖騰，但均奉黃帝為共同祖神和天神。「黃帝」既是該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所共享的名號。

炎帝又稱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團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該集團大酋長襲用的稱號。相傳，前後承襲炎帝名號者凡8氏，共530年，最後一位為榆罔氏〈22〉。炎帝集團起源之區當為陝西境內渭水上游和秦嶺以南漢水上源一帶。其後不斷遷移。炎帝的後裔有姜姓諸夏及姜姓之戎，還包括氐羌。後發展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為二，即共工和鯀(緩讀)，說明炎帝集團又有進一步的分化。共工發展於今豫東及冀南地區，徐旭生具體指出其為輝縣境內，範圍顯然過於偏小。鯀興於崇山(今嵩山)，發達於豫晉接壤地區。故此，鯀被認為是黃帝集團的一支系。四岳，或寫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後裔有申、呂、齊、許等國。申在今河南南陽；呂原在陝西，後遷南陽；齊在山東；許即今河南許昌；炎帝都陳(今河南淮陽)。大約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則比較複雜，一直處於西北農牧交錯地帶。傳說中，共工與鯀治水失敗後，被天帝殛死，鯀化為黃熊或黃龍；共工化為赤熊〈23〉。這與黃帝集團以猛獸為圖騰有相通之處。可見，炎黃兩大集團分佈的地區內，不僅新石器時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點亦有相當的相似處，差別只是地方類型和文化中心的差異。神話傳說上的共同性更加說明兩大部落集團的文化淵源相通。

今黃河下游，以泰山為中心，南至淮，東至海，北至無棣，實際是先秦時期的濟水及海岱地區。其文化淵源和承襲關係比較清楚，發展序列完整。後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蓮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龍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諸文化前後互繼。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與神話傳說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團相對應，其中一部分與炎黃集團融合，成為夏人、商人的來源之一，大部分則為夏商周時期的東夷先民。整體上，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應是三代時的東夷文化。

太昊，分佈偏北，時代稍早於少昊，它是東方的帝，又是風姓的祖神。少昊分佈與太昊交錯重合而稍偏南，以鳥為圖騰，《左傳》昭公十五年列舉有15個以鳥為氏的部落或氏族。傳說中，少昊的後裔有後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縣是其核心區。

2.長江中下游東西相對的兩個文化區

隨著長江中下游考古發現的增多，我們對於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結構關係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長江中游，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盡三峽、川東(今渝東)，北達豫南與黃河中游的考古學文化相同分佈，是一個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區。關於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文化譜系關係，由於兩湖和四川、重慶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於三峽庫區1995年以來的搶救性發掘，有了更新的認識〈26〉。如青年學者孟華平寫的《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結構》一書，對中游地區的考古學文化作了很好的歸納，也落實了我原來的一些設想：時代越晚，考古學文化的分佈範圍越廣，其文化內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豐富。他說：「長江中游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主要表現為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即以兩湖平原西南側為中心的南方系統和以漢水東側為中心的北方系統的譜系結構。南方系統分為南北兩支，南支由彭頭文化、皂市下層文化和湯家崗文化構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8500─5100年之間。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由邊畈文化、油子嶺文化、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構成，他們的絕對年代約在距今6900─4200年之間。在發展的構成中，南北兩系統的考古學文化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響。約在距今5100年前後，這種以二元為主體的譜系結構被打破，即北方系統的油子嶺文化逐步向西南擴展，到屈家嶺文化時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統，實現了空前的統一和繁榮。儘管如此，南方系統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為北方系統的不同地方類型。石家河文化之後，來自中原的考古學文化逐漸向長江中游地區滲透，形成了後石家河文化，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江中游地區的傳統文化譜系結構，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進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27〉

傳說中，這個區域有三苗集團。按照《國語•楚語》下及高誘註，三苗是九黎的後裔。九黎的分佈，文獻記載不明。三苗則戰國初吳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戰國策•魏策》)。《史記•五帝本紀》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徐旭生和錢穆均作過考證，所說即鄱陽湖、洞庭湖一帶。俞偉超首先從考古學的角度把三苗與長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聯繫起來，認為長江中游「以屈家嶺文化為中心的原始文化」屬於三苗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最盛時「向北影響丹江和漢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裡的原始文化從以原始因素為主，轉化為以屈家嶺因素為主。在洞庭、鄱陽兩湖間江西修水一帶的南部類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於何時，但至遲到屈家嶺階段，長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達到那裡，並同嶺南的石峽文化結合在一起。在前3000紀中葉以後，這個文化系統發達到新階段，文化面貌發生急速變化，可能進入銅石並用時期，並同黃河中下游龍山文化階段諸文化發生更多的接触。」〈28〉考古學文化的這種發展與三苗集團的範圍與勢力消長大致吻合。從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譜系分析來看，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確的北方因素，故有學者把它們當作「北方系統的考古學文化」〈29〉。越來越多的證據說明它們的起源與面向海洋的「鼎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繫。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規受泰沂地區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顯的大汶口──龍山文化風格(如玉鳳等)〈30〉。

綜上，長江中游地區，屈家嶺文化時期大致出現了「一統」的局面，相對穩定一段時間後進入石家河文化時期，此時整個長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較大的變化。「後石家河文化」與石家河文化之間已經發生文化的斷裂現象，似乎說明了堯舜禹時期中原對「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學者指出，黃帝集團在較早的時期有一支發展到長江中游的宜昌地區，與西陵峽一帶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並從考古學上予以證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對大溪文化中心區的影響，也許就有著黃帝與嫘祖傳說的歷史背景」〈31〉。長江以北地區，無論大溪文化，還是油子嶺文化都明顯可見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廟底溝文化)的影響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漸減弱之勢，至江南則基本不見其蹤跡了〈32〉。

長江下游，以太湖平原為中心，南到杭州灣地區，北以寧鎮地區為中心(包括蘇皖接壤地區)，是自有淵源、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區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澤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33〉。

這個地區分為三個明顯的中心，即杭州灣寧紹地區，太湖周圍和蘇杭地區，以及以南京為中心的蘇皖接壤地區。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點，如稻作農業、干闌式建築等。特別是，良渚文化出現的成套的禮玉、高壇建築土築(「金字塔」)和規劃嚴整的聚落等等，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內容，說明其開始進入等級禮制社會。令人驚訝的是，良渚文化的發展突然中斷。其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與後來的青銅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聯繫。我曾將其原因推測為自然災害方面的後果，近來從地理、地質研究的結構基本支持了這個推測：距今4000年前，在長江下游一帶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澇災害〈34〉。

良渚文化明顯地影響到南北各地。魯南──蘇北一帶的大汶口──龍山文化就包含有頗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過來，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兩種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現象。近年來，關於良渚玉器符號和大汶口文化符號的探討，已表明了兩種文化區系間的密切往來〈35〉。發掘不久的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就是兩大集團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證明。在這處屬於大汶口文化的遺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風格〈36〉。嚴文明認為這是兩種文化「衝擊」與「碰撞」的結果〈37〉。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學和歷史學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計，或稱其達到「酋幫制」階段，或認為處於「軍事民主制古國」時期。我以為應列作「前王朝古國」時期，至於這一歷史時期的性質與文化內涵，已在引言中闡述，於此不贅。我們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諸多因素為夏商周所吸納，如禮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時期的「饕餮紋」也是直接來自良渚玉器上的紋飾〈38〉。但是，整個三代，長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發展都表現出中斷和回歸的特點，直到春秋中晚葉才重新起步，興起了吳越文明。也許，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獻及漢晉以來流傳的神話傳說中，不見遠古時期客觀存在於這一帶的部落與部落集團。相當時期內，對其認識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舉蒙文通的「三系說」和徐旭生的「三集團說」都將長江下游視作洪荒無人的空白之區。

我們的意見是，伏羲、女媧神話起源於長江下游。由於已在〈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一文做了考證，此不重複〈39〉。

3.燕遼文化區及黃河上游文化區

燕遼文化區，相當於蘇秉琦所說「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包括遼東、遼西和燕山南北地帶的新石器文化。遼西，進入1980年代以來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發現，凸顯了遼西作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別是圍繞「壇──廟──塚」及「古文化──古城──古國」的討論，將牛河梁、紅山咀等的重要發現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認識水平，進而中華文明的北方源頭已見端倪。不久，又發現更早的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位於遼寧阜新，興隆窪遺址位於內蒙古敖漢旗。兩種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過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數件真玉製品，包括工具和裝飾品，還發現了最早的龍紋圖像，被譽為「中華第一村」。興隆窪遺址是目前中國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遺址，已發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於中心的房子面積達140平方米，可知當時的社會結構組織已相當系統和發達。興隆窪文化的發現，揭開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興隆窪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國玉器作品。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化還有趙家溝文化(距今7200─6800年) 〈41〉。繼之為紅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約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紅山咀均為紅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遼東及旅大地區，為新樂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層)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為代表的遼東半島的新石器文化，明顯受到了大汶口──龍山文化的影響。山東長島大汶口文化遺址的系統發掘，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之間文化聯繫的密切性。新樂文化基本是一支獨立的文化系統，與紅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關係，如彩陶和「之」字紋的普遍使用等。在內蒙古的中南部已進入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分佈範圍，此不贅。

由上可知，該區的考古學文化系統比較完整，且自成體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點，如常見細石器，石砌建築和陶塑像發達，玉器自成系統，等等。這些內涵，都昭示了這是一個獨立的古文化區。多年前，我寫〈商先起源於幽燕說〉(與干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於幽燕說再考察〉，論證商起源於幽燕地區，至上甲微以後，南下發展於河濟泰山之間〈42〉。

黃河上游，指隴山以西的甘青地區，分佈著馬家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齊家文化(距今約4000年)。這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大體與中原的龍山文化相當，即所謂的「龍山時代」時期。新石器時代中期，一般認為這裡是仰韶文化的分佈範圍。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則無法追溯。

黃河上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是一種旱地農業文化，直至青銅時代早期。但狩獵和畜牧業則一直佔有相當大的比重，其繼承發展的是遊牧文化。人們通常不把甘青區劃為一個獨立的區系，除了囿於材料外，主要沒有同時考慮生計類型的文化要素。這一帶崑崙神話一直佔有重要地位。

4.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文化區

華南地區，包括今天的兩廣、閩台和江西等省在內，多為山地和丘陵地帶。由於地處東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萬年以來，這裡已經進入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文化可分為早、晚兩期。

早期的文化具有濃鬱的地方色彩。遺址多分佈於洞穴，貝丘或台地。打製石器和磨製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較為發達，陶器粗糙。採集漁獵經濟仍佔主要地位。重要的遺址，如江西仙人洞、廣西的豹子頭、廣東的西樵山遺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約1萬年。新石器時期中期，只有台灣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約6400年。

新石器時代晚期，已有發達的農業，江西修水山背和廣東石峽文化都發現了稻穀遺存。陶器也更為精緻，更晚的時候還出現了硬陶。石峽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曇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台灣有鳳頭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圓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台灣海峽兩岸，是一個考古學文化系統。這些分佈於江西、兩廣和閩台的考古學文化既有地域差別，又有頗多的共性。如，石峽文化與長江中游的考古學文化有相互影響的關係，而石峽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響(如良渚式玉琮)。

對於廣泛分佈於華南地區的幾何紋陶和有段石錛、雙肩石斧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曾命名為「幾何印紋陶文化」，實際這在年代是有問題的。「幾何印紋陶文化」始自新石器，興盛於商周時期。

由於雲貴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仍然較少，認識也還有限。俞偉超認為，四川盆地的青銅文化一部分就來源於雲貴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來自岷江上游)〈43〉。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見，晚期以雲南的白羊村文化為代表(距今約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區的這些遺存，表明這裡是稻作農業的文化。在西藏昌都，發現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舊石器外，磨製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種以粟為主要經濟的農業文化。

古史記載，這裡是遠古時期的荒蠻之野。百越諸民族系統當起源於嶺南及東南沿海遠古文化基礎之上。

5.北方遊牧與漁獵文化區

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劃分，通常將興隆窪──紅山文化劃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區，而將黃河上游劃入西部文化區。從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這樣的劃分是有充分依據的。考慮到經濟文化類型的因素，我們將上述二區分為燕遼文化區和甘青文化區。包括河套和長城沿線地區，後來相當時期，都是遊牧民族的舞台，農牧業交替發展，構成「華夏文化」的邊緣〈44〉。

東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東緣等地區，普遍分佈著以細石器為代表的考古遺存，陶器和磨製石器始終沒有得到發展。在黃河和長江流域的農業已經相當發達時，這裡仍是以採集、狩獵為主的經濟形態。關於中國細石器文化的分佈及特點，賈蘭坡先生已作過精彩的分析，無需重複。至少萬年以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末葉，華北地區已出現了典型的細石器。中石器時代的遺址，如山東沂源鳳凰嶺、河南許昌靈井、陝西的沙苑、內蒙古的扎賚諾爾等，細石器的傳統都比較發達。隨著農業的發展，黃河流域的細石器消失了，僅在紅山文化及長城沿線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區，細石器普遍延續到金屬使用以後，說明細石器在遊牧區和漁獵區盛行的時間較長，且於華北地區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於細石器的遺存多暴露於沙丘之下，斷代相當困難。這裡僅以黑龍江為例，將東北北部的考古學文化作一介紹。據《黑龍江古代民族史綱》的歸納，這裡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銅缽好賚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東部新開流文化。其中新開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以漁獵為主的文化，有磨製石器、篦紋陶和細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農業有一定程度的發展，而銅缽好賚文化則是以狩獵為主的遺存。

關於這些更為邊遠地區的文化(相對於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於考古發現，毋寧說我們根本就沒甚麼系統的認識。在古史傳說體系裡，也難以落實。

討論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還有必要分析一下經濟類型。中華農業起源自成體系，是世界上探討農業起源的中心之一。自1979年以來，我反覆撰文闡述中華各民族的發展，呈現出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總特點。這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民族統一的過程，也就是統一多民族中國形成的過程。

所謂東西兩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濕潤東南部農業區和背靠歐亞大陸的廣大乾旱牧區，在牧區中有小塊河谷與綠洲農業的西北部。所謂三帶，就是秦嶺─淮河一線以南的水田農業帶，此線以北至秦長城以南的旱地農業帶，和秦長城以北的遊牧帶(包括漁獵和畜牧)。這三個經濟帶，也是中華文化與民族起源與發展地域空間。

在全面研究了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系特徵後，我們進一步深信上述東西兩大部和南北三帶的發展格局，其起點和萌芽，實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雖然，就畜牧文化而言，考古學研究有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但結合民族學和民族史的研究仍可將這總特點確定下來。因此，在中華文化起源與形成的階段，就已經萌生和孕育了這個特點和格局。換句話說，中華文化與民族的起源與形成實是伴隨著中華經濟文化類型「底層」的醞釀和形成〈45〉。這是中華民族起源具有多元特點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關於上述總特點的具體描述，我們已在許多場合和論著裡討論過，這裡就不再重複了。僅強調如下幾點，以為進一步的小結：(一)農業的起源與進步，是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場「革命」。(二)中華新石器時代農業所呈現的南北異色基本奠定了以後我國農業的格局，因气候和自然環境的變化，北緯41°─44°間進入青銅時代後由農業區變成了遊牧文化區。(三)河谷地帶，農業與遊牧文化呈交錯式分佈，更凸現出兩種經濟形態的互補與平衡發展的關係，形成所謂華夏「邊緣」〈46〉。更為重要的是，遊牧文化與旱地農業文化、水田農業文化的平行發展、相互依存、相互補充，共同締造了中華文化。(四)這種區域間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在中華文化的起源階段就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在後世得到充分發展，這既是歷史傳統所致，也與中華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特點分不開。因此，研究中華民族的起源必須考慮到中華大地的地理特點。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間，是中華文化由多元向一體融合的最關鍵時期。我們將這一時期，籠統地稱為「前王朝古國文化時期」。

由於農業和其它生產技術的進步，社會財富的積累空前迅速。從考古發現看，這一時期，是一個經濟文化發展迅速的時代，同時也是社會結構深刻變革的時代。首先，貧富分化、社會分層加劇，於是，出現了凌駕於部落成員之上的貴族(常為軍事首腦)。戰爭與土地兼併成為國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國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了國家機器本身。原有各部落與部落集團逐漸打破部落與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學上所見到的現象是：文化上呈現出強烈的統一趨勢。

具體而言，起源於以泰山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統一了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地區，形成了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使上述各區系的文化特徵都有了「龍山文化」的面貌。雖然仍有地區性特點和差異，但統一的趨勢已經完全顯露出來。故，考古學者將這一時期概括為龍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學者直接稱為「龍山時代」〈47〉。

神話傳說中，黃帝戰勝炎帝、兩昊蚩尤，堯舜禹戰勝三苗等驚天動地的戰爭，就反映了當時部落集團間的兼併事實。中華大地上，由多區域文化並行發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時期被反覆碰撞、融匯與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後形成。所以，中華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華文明卻是在中原最早出現。

最近幾十年的考古新發現，使我們對中華文明最終形成的過程有了清晰的認識。考古學昭示，在青銅起源與文明初曙時期，燕山南北、黃河上游、長江中、下游本來是與中原齊頭並進，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這些四面八方的先進文化匯聚於中原、各部落集團融合的基礎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後建立了夏、商、周三個王朝，復經春秋戰國的民族大遷徙與大融合，形成了穩定發展的華夏民族〈48〉。華夏民族在中華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黃部落集團融合為核心，不斷融合兩昊、三苗及其它各部落集團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進文化大融合的結果〈49〉。

從華夏各部分來源來看，與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淵源聯繫。四方各部落與部落集團，都有一部分分化出來，進入華夏形成的過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傳統繼續發展。當然，在其發展過程中，也不斷吸收鄰近各部落與部落集團的文化與成分，發展形成為邊疆各民族。同時，華夏民族在形成發展過程中，也不斷有一部分分化出來遷徙到邊疆，融於當地各族之中，成為當地民族的一部分來源。中華各民族形成發展的這種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點，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時代。這一特點，對中華民族後世歷史的發展影響至為深刻，此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緣故。

上述關於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看法是自己數十年不斷探索的結果，自然也凝聚了數代學人的心血和汗水。為了清楚理解上述認識，需要放到更長的歷史時段中加以審視。

我將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分為四個大的歷史時期(或階段)，即起源時期、元典時期、發達時期和近現代時期。起源時期，從中華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點是萬年以來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的「原質性」於此已經顯露出來。元典時期，即夏商周以來的文化。此一時期，約當於西方的希臘、羅馬時期。此一時期是中華文化主體鞏固與進一步發展的時期，至秦漢時期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帝國。發達時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後，此時期，中西文化的交流進一步廣泛開展起來。近現代時期，則是指自19世紀以來的現代中國時期。我們的研究側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時期及其以前，同時也注意到現代以來的文化嬗變。

中華文化的起源與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時期以前。中華文化的特質於此時期內明顯地表現出來。中華文化的起源與形成基本上是自成體系的，它有一個「自組織」的系統，其文化的進程與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了這種差異，並加以總結。如，張光直等說中國文化屬於連續的，而以歐洲為代表的文化則是斷裂的，一種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們認為，中華文化是屬於「交融型」或稱「和合型」，是連續的。我們將中華文化的這個特質稱為中華文化的「原質」。

正是中華文化的這種原質，才會有神話的融合與歸納。「古史辨派」的「層累說」，基本上是對的，說明多元融合的事實，即多元的祖先融合為一體。各部落集團融合後打亂了原有的神話系統，將祖先神進行了「歸納」。當然，「古史辨」的疑古，已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證明，是必須加以修正的。

也由於中華文化的這種特質，所以它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大一統」思想的主導地位。在中國，從歷史到今天，講大一統是民族大義。從文獻看，至遲戰國時期，各家各派都主張大一統(只有墨子主張回到「小國寡民」，是個例外)。關於這個特點的認識，除了從中華大地的地理結構(所謂「海中地」)來分析外，更應著眼於中華文化的這個交融性傳統。

另外，與「大一統」思想相伴隨，中華文化還有另一個特質，即中華文化的「兼容性」，這是一個次生性特質。如果僅僅具有交融性，並不能完全反映出中華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斕的原因。而有了這個兼容性，就可以在統一的思想之下，兼容並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點。《禮記•王朝》即已闡明，華夏、夷蠻戎狄不同的文化、風俗、語言，是地理與歷史特點不同決定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統」，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這種多元的統一，才能保障統一的鞏固與發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確定，不以「民族」為限，而以「大一統」為根本標準，反映了中國獨特的「正統觀」。西方強調文化「熔合」，所以美國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過「盎格魯──薩克遜民族」，所謂「A+B=A」。這樣的「文化吞併」思想從來沒有成為統治中國的思想，儘管漢文化的主體作用非常明顯，同時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個民族成為統治民族，都是如此。這是中華文化與西方所不同的第二個重要特徵。

只有把握以上兩點，我們才能認清中華文化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也才能把握文明比較研究的要義。所以，我們反對泛泛的所謂中西比較，就是因為多數比較研究者不能把握中華文化的上述特質。

【附】

陳連開與此議題相關的論著如下：

1987年，〈中國民族的含義初探〉。
1988年，〈中國•蕃漢•中華•中華民族：一個內
在聯繫發展被認識的過程〉。
1988年，〈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
匯聚與輻射〉。
1989年，〈中華文化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
1990年，〈論華夏/漢民族的形成〉。
1991年，〈論諸夏的大認同〉；〈中華民族起源學
說的由來與發展〉；〈關於中華民族起
源的幾點思考〉。
1993年，〈中華文明初曙從多元向一體的發展〉；
〈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華夷五方
格局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
1994年，《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專著)。

涉及這一主題的其他作品有：

費孝通主編(陳連開協助)：《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
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費孝通主編(陳連開協助)：《中華民族研究新探
索》，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
費孝通主編(陳連開協助)：《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
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
王鍾翰主編(陳連開副主編，兼第一、二編主編)：
《中國民族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初版，2000年修訂版。
陳連開主編：《中華民族形成史》，未定稿，中央
民族大學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1997年。
陳連開主編：《中國民族史綱要》，中國財經出版
社，1999年。

【註釋】
〈1〉參見陳連開：〈中華民族起源學說的由來與發展〉，收入《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
〈2〉參見列•謝•瓦西里耶夫著《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有關各章節。有郝鎮華等先生譯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3〉參見《光明日報》1994年4月7日，〈賈蘭坡院士就河北發現世界上最早細石器，認為人類起源在亞洲〉的報道。前此，賈老曾在一系列論著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4〉吳汝康：《人類的由來》，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年。
〈5〉人類起源的「夏娃理論」最早是於1987年提出來的。該理論認為，智人之古老的類型向現代類型的轉變約在10─14萬年前(後修正為平均20萬年前)，首先發生在非洲，現代所有的人類都是那個群體的後代，即人類起源於非洲，全世界的人類均是從這裡遷移過去的。有來自非、歐、亞和澳洲的4000多人接受了DNA(脫氧核糖核酸，即遺傳密碼)檢測，所有被測者的線粒體DNA的起源都在較近的年代，沒有由本地智人承襲下來的遺傳證據，所以認為現代人具有共同的起源。1997年，尼安德特人被「基因證據」否定，這一結果列入當年「十大科學發現」。由之，分子從類學的加盟，給古人類學的「化石證據」研究法帶來了諸多挑戰。基因研究的結論認為，人類起源的時間沒有過去說的那麼早，最可能的時間約在距今20萬年左右。又據報道：中美兩國科學家利用遺傳學信息作分子人類學研究，得出「中國人亦來自非洲」的結論。這些研究，當然應該受到重視。考慮到基因證據研究所取材料的局限，而且該類研究也只是起步階段，不可貿然僅據一兩個研究報告而否定中國古人類學半個多世紀的發現和研究成果。相關研究可參看賈蘭坡《中國大陸上的遠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吳汝康《人類發展史》(科學出版社，1978年)，以及潘其風、韓康信、黃萬波等先生的有關論著，並參見中美科學家最近在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關於山西曲垣縣發現的世紀曙猿化石的論文。我們認為，即使將來古人類學證明人類起源不止中國一個中心，也不影響蒙古人種(黃種人)起源、形成於中華大地的古人類學結論。
〈6〉參見陳連開：〈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幾點思考〉，〈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中華文明初曙從多元向一體的發展〉，收入《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又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載《文物》1987年3期；石興邦〈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接觸地帶論〉，載《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國新石器時代考文化體系及其有關問題〉，載《亞洲文明論叢》1986年8月；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多中心發展和發展不平衡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的規律和中國文明的起源〉，等等。
〈7〉參見陳連開《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頁93─96。
〈8〉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務印書館，1933年。
〈9〉傅斯年：〈小東大東說〉，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冊，頁101─109；又〈夷夏東西說〉，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頁1093─1134。
〈10〉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載《考古、文明與歷史》，「傅斯年漢學講座」，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9年出版。
〈12〉陳連開：〈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幾點思考〉，載《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118頁。
〈13〉徐旭生：〈我們怎樣來治傳說時代的歷史〉，《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20─23頁。
〈14〉保定地區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縣南莊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92年11期。
〈15〉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五、滿天星斗」，三聯書佔，1999年，頁102─128。
〈16〉陳連開：〈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原載《北方民族》，1988年1期，收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17〉陳連開：〈中華文化的起源與中華民族的形成〉，原載《中國古代文化史》(1)，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收入《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89年。
〈18〉陳連開：〈中華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區域性發展及其匯聚與輻射〉，原載《北方民族》，1988年1期，收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9年。
〈19〉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依據1988年國際碳─14會議確認的高精度樹輪校正年代表對全部碳─14年代數據作了校正。詳參考古所編《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下同
〈20〉蘇秉琦將仰韶文化分為「仰韶文化」和「後仰韶文化」，將洛陽-鄭州的「仰韶文化」定名為「王灣一期文化和王灣二期文化」，晉南地區則為陶寺文化。詳參《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所附「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年表」，三聯書店，1999年，頁184-185。另外，考古學界對仰韶文化諸地方類型有不同的認識，如對半坡類型和廟底溝類型，有人認為是前後互繼的關係，命名為不同的文化，可參載向明〈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之演變〉，載《考古學報》，1998年第4期。需要說明的是，考古學界對黃河流域諸新石器時代遺存現象在認識上的爭議，更加表明其文化內涵、面貌的複雜性，也堅定了黃河中游為獨立區系的認識。
〈21〉蘇秉琦：〈文化與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遼寧興城座談會上的講話〉，《遼海文物學刊》1990年1期。又收入《華人•龍的傳人•中國：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
〈22〉徐宗元：《帝王世紀輯存》，中華書局，1964年，頁10。
〈23〉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鯀與共工」，《古史辨》第七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4〉王永波等：〈海岱地區史前考古學的新課題──試論後李文化〉，《考古》1994年3期；又王永波〈關於後李文化的譜系問題〉，載《青果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
〈25〉從前學術界把江蘇淮安青蓮崗和大墩子下層為代表的一類遺存作為「青蓮崗文化」，或作為「大汶口文化一期」。北辛文化早、中期的碳14年代為前4600─前4300年。可參華東文物工作隊：〈淮安青蓮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報告〉，《考古學報》第九冊，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蘇邳縣四戶鎮大墩子遺址探掘報告〉，《考古學報》1964年2期。碳14年代數據從上述考古所新公佈的數據。
〈26〉相關資料可參孟華平《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結構》所附的文獻索引(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四川考古報告集》所收入相關考古報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及長江三峽庫區文物保護規劃組《長江三峽淹沒區及遷建區文物保護規劃報告》(分省及分縣報告)。近來在三峽庫區(指廣義的三峽，自宜昌至重慶)的考古工作均以該規劃報告為發掘依據，已有相當多的重要發掘，對三峽地區的文化面貌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因之提出四川史前文化及商文化的來源問題，圍繞三星堆的發現已召開過數次國際性會議，可參看。
〈27〉孟華平：《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結構》，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前言」，頁2─3頁。
〈28〉俞偉超：〈先楚與三苗文化的考古學推測〉，《文物》1980年第10期。收入《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相關研究還有李龍章〈江漢新石器文化系統族屬考〉，《江漢考古》1988年第2期。俞偉超先生另有關於「三苗遷三危」的考古學研究，載於《文物》1988年，亦可參看。
〈29〉孟華平：《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結構》，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242。
〈30〉潘守永：〈中國史前玉器紋飾研究〉，南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3年。又林已奈夫《中國古玉的研究》(日)，日本吉川弘文館，1991年。
〈31〉王震中：〈從仰韶文化與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黃帝與嫘祖的傳說〉，《江漢考古》1995年第1期。關於長江、黃河中下游文化關係的討論，還可參看任式楠〈長江、黃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2〉孟華平：《長江中游史前文化結構》，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頁237─239。
〈33〉考古學界對馬家文化、松澤文化有不同的意見，或以為前後相襲，或以為並行發展。本文採用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所附錄「中國考古學術文化區系年表」的觀點，分為兩個並列的文化。
〈34〉任振球：〈公元前2000年左右發生的一次自然災害異常期〉，《大自然探索》1984年4期。又葉文憲〈中國國家形成之路〉，《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6期。
〈35〉相關研究參見李學勤〈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文物》1987年12期；〈良渚文化玉器符號〉，《湖南博物館文集》，岳麓書社，1991年。又木已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圖像記號〉，《東南文化》1991年3、4期。
〈36〉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蘇新沂花廳遺址的發掘〉，《文物》1990年第2期。又〈江蘇新沂花廳遺址1989年發掘紀要〉，《東南文化》1990年1、2期。
〈37〉嚴文明：〈衝擊與碰撞:花廳墓地試析〉，《文物天地》1991年3期。
〈38〉李學勤：〈良渚文化玉器與饕餮紋的演變〉，《東南文化》1991年第5期；又潘守永、雷虹霽〈古代「玉鬼神面」的幾個問題〉，《民族史研究》(民大史學3)，民族出版社，1999年。
〈39〉陳連開：〈中國遠古的各部落集團〉，《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
〈40〉參見《新中國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大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1999年。
〈41〉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敖漢趙寶溝──新石器時代聚落》，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42〉陳連開等：〈商先起源於幽燕說〉，《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又陳連開〈商先起源於幽燕說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43〉參見俞偉超在日本所作的演講。
〈44〉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4年。
〈45〉陳連開：〈關於中華民族起源的幾點思考〉，收入《中華民族研究初探》，知識出版社，1994年。關於經濟文化類型的含義可參見林耀華主編《民族學通論》(新版)相關章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關於「文化底層」的理解，與張光直關於「亞美巫教底層」的認識有相合處，所不同者，我們強調中華文化自身起源和發展的線索，強調追尋這個線索的內在規律性。另外，可以清楚看到，我們沒有過多強調宗教的作用，這也恰恰是中華文化迥異於西方文化之處，信仰可以不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卻是一致的。
〈46〉關於「華夏邊緣」的觀點，可參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4年。我們不完全同意王明珂的觀點，因為「華夏」不僅僅是「地域」概念，還同時是「文化」概念。「華夏」並不排斥遊牧文化，相反，遊牧文化也是華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關於遊牧民族對締造中華文化的作用，可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第四章「中國歷史上遊牧民族的地位」，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
〈47〉關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的變化，最新的研究可參見載向明〈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之演變〉，《考古學報》1998年第4期。
〈48〉歷史上，部落與民族的遷徙是經常發生的，歷史文獻和神話傳說都證明了這一點。關於具體的遷徙路線和遷移之地，在考古學研究中極難以確定。有時，必須要藉助民族學的知識，各民族對自己的起源都會留下大量的口傳歷史資料(oral history)，成為研究早期民族源流的重要信息。然而，這種研究必須嚴謹，且戒穿鑿附會、捕風捉影。已有不少類似教訓，要記取。
〈49〉陳連開：〈華夷五方格局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華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識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