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

傳說時代中華古史述評

中華民族史研究會會長史式


在這21世紀來臨之際，我想和中華萬年網的網友們專門談一談傳說時代的中華古史問題。

從漢代的司馬遷寫成《史記》一書以來，在兩千多年中，中國人對於中華古史的認識幾乎沒有多大變化。大致是：中華民族發源於西北的黃土高原，始祖是黃帝，黃帝生存的時代距離現在大約5000年，所以我們自稱為五千年文明古國。自黃帝起歷經五帝，以後是夏、商、周三代。從周代的公元前841年開始，有了比較可信的歷史記載，進入有史(已有歷史記載)時代，在此之前，叫做史前時代，又叫做傳說時代。也就是說，我們的5000年歷史之中，有史時代不到3000年，傳說時代卻有2000多年。

在過去的2000多年中，我們對傳說時代的中華古史的認識，一直依靠一些古籍文獻。古籍文獻沒有甚麼新的發現，我們對古史的認識也就沒有多大變化。

但是在20世紀這100年中，由於西方歷史知識的傳入，由於我們考古工作的起步，使我們對古史的認識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我們過去已有的歷史知識一件又一件地被否定了。也就是說：傳說時代的中華古史需要從頭再寫。20世紀是我們的古史大規模地被推翻的時代，21世紀則是我們需要大規模地重寫中華古史的時代。

在1899年，也就是20世紀的前夜，河南安陽殷墟的甲骨文字被發現。這些甲骨文字記載了商代後期的歷史，記載雖簡略，但卻十分可靠。從此，公元前1401年商王盤庚遷都於殷墟以後的歷史大白於天下，我們的有史時代上推到距今3400年，傳說時代仍然有一千多年。直到今天為止，這一千多年的歷史還在探索之中。

19世紀末期，我們的考古工作還未起步，一些西方學者越俎代庖，要想探討我們的古史。他們認為：中華文明不是我們黃種人自己創造的，而是從西方主要是巴比倫傳過來的。倫敦大學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國古文明西來論》，力主此說。當時反對者雖多，贊成者亦復不少。直到20世紀20年代，我們的考古工作起步，中國猿人頭骨出土，仰韶古文化遺址發現，這種說法才逐漸銷聲匿跡。

從20世紀20年代到世紀之末，在這七八十年中間，我國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收穫，使得我們耳目一新。過去只根據古籍文獻所推測出來的傳說時代的中華古史，時間只有5000年，空間只是西北和中原小塊地區，其面積不會超過現在全國面積的十分之一。但是根據現在全國考古工作的收穫來計算，中華文明的源頭可以上溯到距今5000年以上，有些古文化遺址為距今六七千年，或八九千年，甚至於接近萬年。用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的話來說，是我們已經有了「一萬年的文明啟步」。在空間方面，從距今三千多年前到距今一萬年前的古文化遺址遍佈全國。正像蘇秉琦先生所說，這些古文化遺址就如「滿天星斗」般地分佈在中華大地上。其內容的豐富多采，遠遠超過我們過去傳說中的古史。例如：

北方遼河流域的紅山古文化遺址距今5000餘年，有祭壇，有神廟，好像已是一個古國。其中的裸體女神像，被稱為東方維納斯，與中原的風格大不相同。

東方山東的大汶口古文化遺址到龍山古文化遺址，從距今6000年到距今4000年一脈相承，這裏的先民後來發展成為東夷集團。

中原仰韶文化的半坡古文化遺址，距今6000年，這裏的先民經過後仰韶文化發展成為四、五千年前的華夏集團。又磁山古文化遺址距今已有8000年，是黃河流域最早的農耕村落遺址。

東南沿海的河姆渡古文化遺址，距今已有7000年。這裏發現了舟楫，說明7000年前的先民已有航海活動。在傳說中，是黃帝的正妃嫘祖發明了蠶絲，但是比黃帝要早2000年的河姆渡遺址中，已經出現了刻有蠶紋的器皿。這裏發現的水井也是中華大地最早出現的水井。

湖南彭頭山古文化遺址出現了距今8000年的水稻田，城頭山古文化遺址出現了距今6000年的古城牆。這裏的先民後來發展成為苗蠻集團。

西南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古文化遺址距今已6000年，在距今四、五千年的時候，成都平原中已經出現了好幾座古城。三星堆出土的銅製人像與中原人像大不相同。說明這裏的文化是獨立發展而來，並非來自中原。

在南方，江西仙人洞古文化遺址距今已有八、九千年，廣東石峽古文化遺址距今也有5000餘年。

拿過去傳說時代的中華古史和現在的考古發現相比，差距是太大了。從時間方面說，傳說中的人文初祖黃帝的出現，距今不過4697年；夏王朝的建立，距今只有4205年。而在5000多年前，遼河紅山古文化遺址已經略具國家規模。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第一座古城出現在湖南的城頭山，距今約6000年，而不是出現在中原。從空間方面說，草莽初闢的黃帝時代，所管得到的地方自然只有一小塊，就是到了三代，夏、商王朝和周王朝的初期，北方的紅山古文化遺址和東南的河姆渡古文化遺址也還沒有進入版圖。

考古工作的報告不是歷史，只是比較可靠的史料；神話、傳說更不是歷史，只是可供參考的史料；至於各種有關的古籍、文獻，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遺傳學等各種有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也還是只能供參考的史料。我們只有把這一切史料搜集起來，加以綜合排比，理清其發展規律，探討其源流演變，才能寫出一部比較可信的中華古史來。

這部中華古史，可以分為三個時代：

距今5000年至10000年 傳說時代
或
史前時代		 只能以考古發現為主要根據，再參考有關學科成果，撰寫最為困難。
距今3400年至5000年 雖無可靠史書，尚有部分古籍文獻可供參考，撰寫比較困難。
從現在到距今3400年 有史時代 已有各種史書，撰寫比較容易

從距今5000年到距今10000年這一段時期，是中華古史也是中華文明史的開端。除考古發現及參考一些有關學科的研究成果之外，空無依傍，是最難寫的部分。我現在只能大致勾畫出一個輪廓來，以供參考。

整個中華大地，大致可以分為南北兩大部分，這也和體格比較高的北方人與體格比較小巧的南方人相對應。說明遠在一萬年前，就有了北方人和南方人之分。

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包括高原、草原、丘陵、平原，生活著不同的族群。大致在草原上活動的是游牧族群，在丘陵、河谷和平原定居的是農耕族群。他們穿的獸皮和麻布，主要的糧食是粟，住的是洞與帳篷，交通工具是車和馬。游牧族群由於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又善於組織管理自己的部眾，所以常常擊敗農耕族群，逐漸建立起一個個小規模的古國。

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包括高原、山區、盆地和大湖區域，也生活著許多不同的族群。西南地區的高原、山區的族群大都亦農亦牧，盆地和大湖區域的族群主要是從事農耕，亦兼漁業，東南沿海地區的族群亦農亦漁，甚至於是以漁為主。南方各族群穿的是麻布，有些地區也有絲綢，主要的糧食是水稻，住的是干欄式建築物，即木結構的樓房。這種房屋在西南一些少數民族地區，一直保留到今天。在沿海和大江大湖，交通工具是船，不僅有獨木舟，一葉扁舟，還有載重好幾噸的大木船。因為我們已從一些古文化遺址中找到了很大的櫓。

在距今5000年前到10000年前，人類還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生產，貨物不能作遠距離的運輸。大家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只能是就地取材，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要依靠自然環境。這樣，不僅是生活習慣隨著自然環境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就連民族性也是由自然環境塑造出來的。北方比較寒冷，謀生比較艱難，因此人的性格被鍛煉得穩重、深厚、堅韌不拔，大草原上的牧歌也是蒼涼悲壯的。南方比較溫暖，謀生比較容易，人們的性格也就是顯得熱情、細膩、溫柔靈巧，江南水鄉的漁歌也是婉轉動人的。不要以為中華民族勤勞、智慧、重倫理、講禮節這些最基本的民族性是在有歷史記載以後才形成的，不要以為南人北人性格之不同，生活習慣之差異是在三代或秦漢以後才出現的。實際上，這一切都是在10000年前就開始形成，到了5000年前就已經大致定型了。

我們學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很清楚，那就是以史為鑒，鑒古知今，繼往開來，在瞭解古人，借鑒往事的基礎上繼續發展，闊步前進。非常遺憾，我們過去學歷史，學習方法不一定恰當。常常只是死記一些前人的學說，背誦一些朝代的名稱，歷史人物的生平，歷史事件的經過。對於史前史，因為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死記，就覺得一片茫然。很多人對黃帝以前我們先民的生活情況缺少最基本的瞭解，大都認為那時候的人類也和動物差不多，野蠻落後，對於我們先民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到甚麼程度，心中無數。如果能夠通過閱讀此文，對於我們遠古先民的生活情況可以勾畫出一個大致的輪廓，留下一個比較鮮明的印象，增進了對古人的瞭解，那正是作者的希望。

談到遠古先民的物質文明，試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先民為例。那時候，是在黃帝時代的兩千多年以前，先民們是怎麼生活的呢？琳琅滿目的出土文物就會把答案告訴我們。仔細觀察文物，此時無聲勝有聲，先民們生龍活虎般的生活畫面就會一幕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先說住房，他們既不是住山洞，也不是在樹上構木為巢，住的是平地上建起的高樓。出土的殘件說明，在沒有釘子的時代，屋架是用榫卬的方法建成的。用木材造房子，做家具，榫卬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當時的樓高三五米，長三四十米，寬七八米，一座樓可以住幾十人。蓋房先打樁，樁上加地樑，鋪樓板，板上再建屋架。人往上面，可避潮濕與蛇蟲之害；牲畜住下面，便於管理。一座樓裏分隔為許多小房間，，已婚未婚分開居住，說明那時候是母系氏族社會，大家已經有了倫理觀念。由於定居，主要從事農業，其次才是牧獵，人們的勞動已經有了大致的分工。

原始紡織機與紡錘的出土，說明當時已經有了紡織技術。衣服的原料，主要是麻。絲織品雖然很難保存下來，但是已經找到了養蠶的證據──一個刻有四條蠶紋的口盅，說明當時的人已有穿上絲綢衣服的可能。至於裝飾品，項鍊、手鍊、耳環等等都已出現。如果是冬天，河姆渡人的服裝當然遠不能與今人相比；如果是夏天，則穿上綢衫，戴上耳環和項鍊的河姆渡姑娘也未必就比今天的上海姑娘遜色。雖然兩者之間有7000年的時差，在照片上就不會那麼明顯地看出來。從河姆渡人頭骨的復原像看起來，他們和現代南方人的樣子也差不了多少。只拿照片給你看，你可能看不出他們是黃帝以前的古人。

至於飲食，河姆渡人和今人的差距也不太遠。用當時的水稻煮出來的大米飯，顆粒飽滿，必然香氣撲鼻。出土的一件食具，裏面還有殘存的鍋巴，說明當時煮飯的方法也和現代差不多。河姆渡人的餐桌上有各種蔬菜，有魚、有雞、有豬肉，這從許多食具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有刻了魚紋的魚盤，有刻了豬形的方缽。可見他們不僅有美食，而且有美器。食具有大有小，有方有圓，絕不簡陋。作為海洋民族，河姆渡人每天都能吃到生猛海鮮，既不要掏錢買，而且十分新鮮。他們雖然生活在河邊，為了喝到更純淨的水，他們打井取水。河姆渡古文化遺址出現了中華大地上第一口水井──有了這個重大發明，在地面上缺水的地方，人類也能生活。

由此可見，我們對7000年以前的先民生活情況不要作太低的估計。如果認為他們還在茹毛飲血，赤身裸體藏在山洞裏啃骨頭，那就大錯特錯了。可以說，他們住的是樓，吃的是油，穿的是綢(既然已經養蠶，必然有一部分人可以穿綢)。而且裝飾品不少，在盛裝外出之時，全身珠光寶氣。除了還沒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之外，他們的生活條件比現代人也不會差得太遠。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些貧困地區的人，挨凍受餓，日子並不比他們好過。

談到精神文明，古人的水平也不太低。因為缺少錄音錄相，我們無法再目睹他們的生活實況。但是通過出土文物，就能證明他們的精神生活仍然十分豐富。在音樂方面，他們已經有了管樂器，例如河南舞陽賈湖古文化遺址出現了七八千年以前的骨笛，河姆渡古文化遺址也出現了骨哨。既有了笛，就會有「誰家玉笛暗飛聲」。玉器文化為中華大地所特有，玲琅、玲瓏都是玉器互相碰撞的聲音，構成美妙的音樂。在美術方面，從岩畫到器物上的各種圖案畫，都反映了古人的希望、追求到豐富的幻想。在沒有金屬工具的時代，他們居然能夠完成許多精雕的玉蝦，居然能夠把很細的胡鬚雕出來，別說是五六千年前古人的作品，把它列在現代人製作的工藝品中，也可以算是精品。

在古往今來的歷史長河中，和地球的歷史幾十億年相比，和人類的歷史幾百萬年相比，幾千年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幾千年前的古人和我們並沒有太大的差別，這是我們在學史前史的時侯應該具有的常識，那種藐視古人認為今人比古人高明得多的看法是可笑的。人類有文字的歷史雖然只有幾千年，有語言的歷史是和人類本身的歷史同樣長久。古人能歌能舞，能說會道，既有慷慨高歌，也有切切私語。他們也有喜怒哀樂，也有悲歡離合，他們也演出過多少威武雄壯，或者纏綿悱惻的故事，只可惜缺少文字記錄下來，缺少攝影機拍攝下來。學習歷史，並不是只背誦一筆流水帳，而是要瞭解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古人，然後才能從他們那裏得到教益，有所借鑒。

以上所說的是距今5000年前到10000年前的中華古史。下面再說到距今3400年前到距今5000年前的古華古史。在這1600年中，有一個重要的標誌，那就是出現了被後人稱為人文初祖的黃帝。黃帝不過是個傳說人物，就是實有其人，也不過是當時西北游牧族群中的部落聯盟的大酋長，主要的功績是把許多部落聯合起來，在與周圍別的族群衝突的時候打過幾次勝仗，奠定了以後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基礎。至於說他發明了衣裳、飲食、宮室、舟車等等，把許多發明創造都說成是他的功勞，好像在他之前，還是野蠻時代，他一出現就進入了文明時代，那是不可靠的。幾十年來的考古發現已經足夠說明，過去認為是黃帝創造的事物，在黃帝出生以前的幾百年前，甚至幾千年前早就有了。

我國自秦漢起，建立起大一統的專制王朝。皇帝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可以管轄天下臣民，甚至於包括海內外的四夷。史官們寫歷史，必須為當時的政治服務，要寫成一個始祖──黃帝，一塊發源地──中原，一條母親河──黃河，一個國家──中國、天朝，一種民族──炎黃子孫。統治者是一個當今皇帝。一切歷史事件都要納入這個規範之中。至於寫出來的史書是否符合世界歷史真相，是否符合中國歷史真相，他們是不管的。

這種一元論的歷史觀，在我國維持了兩千年，誰也不敢懷疑，即使有了懷疑也不敢說。鴉片戰爭之後，我們被迫睜眼看世界了；辛亥革命之後，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垮台了；20世紀20年代，我們的考古工作起步了。這一連串的變化，一再有力地衝擊了一元論的歷史觀。

按照傳統的說法，黃帝與堯、舜、禹等人是君，其他各族群的首領都是臣。臣應該服從君，否則就是背叛，就是作亂。事實上在當時的中華大地上，有許多族群在活動，大家都需要爭生存，互相之間發生一些衝突是難免的，誰應該服從誰？提倡維新的梁啟超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從一些古籍中查到堯、舜、禹等人不斷地討伐南方的三苗的記載，就發現這並非是甚麼平亂，而是北方的華夏集團和南方的苗蠻集團之間的生存競爭，沒有甚麼正義與非正義之可言。他認為從黃帝開始，到禹建立夏朝為止，這一千多年的中華古史中的第一大事，就是「華苗二族之消長」。這就徹底推翻了從黃帝以來中華古史的一元論，認為地非一統，人非一族，恢復了歷史的真面目。他的看法，可以稱為二分法，就是把當時的中華大地大致劃分為南北兩部分，以苗族代表南方，華族代表北方。他不是專業史學家，這種二分法也比較粗疏，概括不了在當時中華大地上各族群活動的情況。但是他能首先突破一元論，開風氣之先，還是十分可貴的。

二分法之後又出現了三分法。即除了梁啟超所說的華苗二族之外，又加上一個東夷。提出三分法的是兩位專業史學家，徐旭生與蒙文通。他們都是主要根據古籍文獻，下了一番綜合排比的工夫，再參考考古發現，提出自己的論點。徐旭生不僅鑽研古籍文獻，而且實際參加過考古發掘工作，所以他的論點，與考古工作的成果結合得更為緊密。例如他認為：

「古代中國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為華夏、東夷與苗蠻三大集團。華夏族地處黃河中游兩岸中原地區；東夷族地處山東、安徽境內及其東部沿海地區；苗蠻族地處長江中游兩岸的兩湖及江西地區。三大族不斷接觸，始而相鬥，繼而相安，血統與文化逐漸交互錯雜，終於同化，形成一種融合而較高的民族文化──華夏文化。證之考古學上，仰韶、大汶口與屈家嶺文化的分佈、交流與融合的情況，大致是近似的。」(引自《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序言)現在把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所附的華夏集團、東夷集團、苗蠻集團三分法的地圖轉繪(見附圖一)，以供參考。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時既沒有甚麼國家，也不存在領土和國境線的問題。我們用粗線來劃分的只不過是各個集團各自的活動範圍而已。這種活動範圍也還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

在黃帝時代，華夏集團擁有西北的游牧地區和中原的農業地區，東夷集團擁有東方的農業地區和沿海的漁業地區。這兩個集團的主要糧食是粟(小米)。苗蠻集團擁有兩湖和江西的大湖區域，魚米之鄉，主要糧食是水稻(大米)。東夷和苗蠻比較富庶，但是黃帝的武力比較強大。先前的炎黃之爭是華夏集團內部的紛爭，以黃帝的勝利與炎帝的失敗而告終。後來的涿鹿之戰是華夏與東夷兩個集團的決戰，黃帝不是輕易取勝，而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擊敗了東夷集團的首領蚩尤，蚩尤被殺。雙方激戰的地方是東夷集團活動的地區。蚩尤雖敗，黃帝雖然控制了整個的北方，但是東夷的勢力仍然存在，以後的商王朝就是由東夷人建立的。

黃帝控制了北方之後，華夏和東夷兩個集團的交流、融合速度加快。以後的主要矛盾轉移到北方的華夏與南方的苗蠻之間。經過幾百年的多次激戰，一直到禹建立起夏王朝之後，苗蠻集團的勢力敗退，才逐漸恢復了和平。取代了戰爭的，是三個集團之間的交流與融合。一直到周王朝統一全國，苗蠻集團的勢力仍然存在，建立了南方最大的楚國，歷代楚王從來都不否認自己是苗蠻的子孫。

拿當時的三個集團相比較，華夏集團武力強大，這是因為游牧族群擅長於組織與管理軍隊的原故。但是從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速度來說，他們還比不上東夷集團與苗蠻集團。東方的東夷集團有漁鹽之利，南方的苗蠻集團是魚米之鄉。經濟發展以後文化才能發達，中國最著名的兩大學派是出身於東夷的孔子與出身於苗蠻的老子。這種影響經過了幾千年，一直到現在依然存在，軍事政治的人才多出於西、北，經濟、文化的人才多出於東、南。

如果我們以為黃帝戰勝了東夷集團，堯、舜又戰勝了苗蠻集團之後，中華大地上的領袖人物就可能一直由華夏集團的人來擔任，那就錯了。歷史上的真實情況，還是由不同的集團輪流做莊的。這並不是由誰定了一個制度，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個集團的力量必然會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有了這樣的競爭，歷史才能發展，社會才能進步。

黃帝和堯都屬於華夏集團。舜則出身東夷。清初在寫《大義覺迷錄》的時候，都還肯定地說「舜乃東夷之人」。至於禹，說「禹興於西羌」是一種誤解。他實際上是生於會稽，出身於百越族群。如果廣義的南蠻方可以包括百越在內，他還是南方人。正因為他生於江南水鄉，擅長治水，才因治水的大功被擁戴為首領，開創了夏王朝。夏王朝當然是各個集團聯合建立的，但首領是南方人，絕不是華夏集團的人。夏王朝垮台後，繼起建立商王朝的，則不折不扣是東夷集團的人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明商王朝的圖騰是黑色的鳥(燕子)。鳥圖騰是東方各族群的標誌。商王朝以貝為貨幣，以海龜的腹甲為主要的占卜工具，也說明他們是來自東海的東夷集團。也就是說，夏商周三大王朝的第二個王朝，大權掌握在東夷集團手裏，而不是在華夏集團手裏。商王朝一共傳了28個王，延續了六百多年。如果我們以商王盤庚遷都殷墟作為界限，以前屬於史前時代或稱傳說時代，以後才進入有史時代，則兼跨這兩個時代的商王朝的建立者，正是東夷集團。雖然到了秦漢以後，中華大地上的各個集團已經融合成為一個混血的華夏族，但那又是一千多年以後的事了，自然又當別論。

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初版出版於1943年，增訂本出版於1960年。所以20世紀後期的許多考古工作的成果未能考慮進去。主張三分法的另一位學者蒙文通所著《古史甄微》出版的時間更早，為1933年。所以其論點多從古籍文獻的記載綜合排比得來，能夠借鑒於考古工作成果的地方更少。他的三分法和徐旭生的三分法大體相同，但是名稱不一樣。徐旭生稱為華夏集團的，他稱為河洛民族；徐旭生稱為東夷集團的，他稱為海岱民族；徐旭生稱為苗蠻集團的，他稱為江漢民族。對於這三個民族的民族性。他作了認真的對比，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對於重寫中華古史，這是一份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20世紀後期，考古工作發展迅速，成果累累，使我們大開眼界。特別是70年代以後，廣大的南方新發現許多重要的古文化遺址，逐漸扭轉了過去史學界重北輕南的偏向。三分法又逐漸發展為四分法，就是有些學者主張在傳說時代中華古史的地圖上，除已有華夏、東夷、苗蠻之外，再增加一個百越集團。台灣學者胡耐安在《中國民族志》一書中，提出了四分法是：華夏集團、東夷集團不變，苗蠻集團改稱為荊吳集團，另加一個百越集團(《中國民族志》一書，台灣商務印書館於1964年出版)。在三分法的地圖上增加百越集團是十分方便的事，因為在那張地圖上，百越集團的地方原是一片空白，加寫幾個字就行了。下面附一份四分法的古史地圖(見附圖二)，以供參考。

過去百越集團不受重視是有原因的。因為從黃帝登上歷史舞台以來，逐鹿中原的，首先是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黃帝擊敗蚩尤，成為這兩個集團的共同首領，促進了這兩個集團的交流與融合。以後，苗蠻集團又向中原發展，和中原的首領堯、舜、禹等人發生激烈衝突，長達數百年之久。因此，這些傳說被許多古籍文獻所記載，流傳後世。只有百越集團對中原的交流是緩慢的，沒有甚麼大規模的行動，所以沒有引起注意。一直到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國相繼到中原爭霸，他們的事跡才被寫進史書。

20世紀70年代，足以反映古越人生活情況的河姆渡古文化遺址出土。此後，由於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遺傳學的新成果不斷公佈，經過綜合研究，百越集團幾千年來的活動情況才逐漸展現在我們的面前。原來他們是善於航海的海洋民族，適於在東南沿海，甚至到東南亞和太平洋諸島上去發展，卻難於到中原去和騎馬的民族爭雄。在黃帝以後，商王朝遷都到殷墟以前的這一千多年中間，古越人依靠海流和信風，不斷漂流出海，從大陸的東南沿海遷移到台灣、海南島，遷移到菲律賓、新畿內亞，遷移到東南亞其他各地與南太平洋諸島。他們發展的總趨勢，我們在20世紀之末已經有了大致的瞭解；但是他們遷移各地的具體時間、分佈空間，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與落實。這些歷史現象是早已出現了，但是我們所得到的卻是遲到的信息。

過去我們談到幾千年來的中華古史，主要是中華民族在東亞大陸上活動的歷史，好像我們一直是對外封閉的大陸國家。到了20世紀70年代以後，古越人的歷史，百越集團的活動情況，由於考古發現和各種有關學科的綜合研究，豁然開朗，迅速地展現在今人的面前。我們這才知道，古越人──中華民族先民的一部分──幾千年來所開拓的海域，比整個中華大地還要大上好幾倍。要證實這些在20世紀之末才得到的新信息，只有依靠我們在21世紀中認真探索，逐步落實，這一重建中華古史的偉大工程才能勝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