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葡萄牙與中西文化交流的開端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黃鴻釗

葡萄牙人達•伽瑪於1598年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溝通了東西方關係,打破世界的孤立狀態,開闢了一個嶄新的時代。近代中國同西方的關係也是從葡人東來開始的。中葡關係從一開始,除了貿易之外,還有文化交流方面。本文主要探討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觸。

一、文化與文化交流

文化一詞,源於拉丁文Cultura,英文為Culture。原意與「教養」、「修養」有關。一般認為文化泛指人類社會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或者特指某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概而言之,文化是一種歷史現象,每個社會、每個民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文化,並隨著社會物質生產的發展而發展,使其持久地保持民族的和歷史的傳統。

文化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社會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現象。並且隨著歷史的演進,交流的地域愈來愈寬廣,交往愈來愈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大。許多民族通過文化融合組成了多民族國家,而自身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本民族的特點和傳統。這種現象,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是相同的。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漢代與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景教的傳入中國,以及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三大發明的西傳,所有這些,便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事例。到了近代,由於葡萄牙人發現了通往東方的新航路,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政治經濟關係,而且導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中國近幾百年間,曾經發生過兩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在這次高潮中,葡萄牙等西方國家來華耶穌會士起了主導作用。另他們大量撰寫和譯述著作,一方面將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引進中國來,另方面又向西方介紹中國政治制度和儒家學說思想。這次文化交流在中國和西方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第二次文化交流發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即從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時期。在這次文化交流中起主要作用的乃是中國知識分子。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入中國文化。這兩次高潮,尤其是第一次高潮的產生,是由於葡人的東來而開始,並以澳門為中心開展交流的。因此,關於早期中西文化如何發生接觸的問題,今天仍很有探索和認識之價值。

二、葡萄牙人的東來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主動要求消除東西方之間隔離狀態的是西方國家。而第一個溝通了東西方聯繫的則是葡萄牙。15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誘發了一股尋找東方新航路的熱潮。西方人普遍希望到東方來獲得黃金,以解決歐洲金礦枯竭之困;並企圖打破土耳其人的封鎖,開闢同東方直接貿易的新渠道。葡萄牙位於歐洲伊比利亞半島西部,西面和南面瀕臨大西洋,海岸線長800多公里。這一優勢的地理位置為其海外擴張提供了便利,同時它又具有那個時代堪稱強大的軍事力量。它從羅馬和阿拉伯統治者那裡學會了造兵船與海戰的戰術(1),建立了一支強悍的海軍。在長期同阿拉伯征服者和海盜的作戰中,這支海軍得到了鍛煉和發展,成為葡萄牙向海外擴張的實力基礎。13世紀後半期,葡萄牙就已向海外進行貿易和探險活動,其商業日益興盛,里斯本且已成為大西洋岸的重要海港。到了15世紀初,葡萄牙政府大力推動航海探險活動。恩里克王子畢生從事航海事業,創辦航海學校,並擔任校長43年之久。他親自主持教授航海學、地理學和天文學,大力培養航海人才,並指揮海上探險活動,為葡萄牙的海外擴張活動做好了組織上的準備。由於這些有利條件,再加上葡萄牙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政局穩定,舉國上下熱衷航海,終於使其成為最早發現東方新航路的國家。

葡萄牙地處西歐之角,要到達遙遠的東方,中間隔著一個非洲。因此,葡萄牙人航海的第一階段,是探明非洲的情況。從1415年入侵摩洛哥的休達,到1488年迪亞士船隊在好望角泊岸,葡人花了七十多年的時間,走完了這段路程,為新航路的發現打下了基礎。10年之後,偉大的航海家瓦斯科•達•伽瑪率領艦隊繞過了好望角,到達東非莫桑比克的索法拉,隨後又到了肯尼亞的蒙巴薩和馬林迪,從這裡橫渡印度洋,於1498年5月20日到達印度西南部港口卡利卡特。8月,從該處滿載香料返航。1499年9月回到里斯本。東方新航路終於發現了,由於這一功績,達•伽瑪受封為海軍上將和維迪格拉伯爵。

對於葡萄牙人來說,發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既是東西交通史上的創舉,又是其後100年輝煌的霸權之開端。它於1510年在果阿建立東方殖民總部;1511年控制了溝通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馬六甲海峽;隨後在班達群島建立了香料貿易基地;在東南亞佔領帝汶島,並與泰國、緬甸和日本等國家進行貿易。一時之間,整個東方的海上貿易成了葡萄牙一家獨霸的天下。

三、中葡早期的文化接觸

中國是當時葡萄牙東來的主要目標。早在1474年,葡王就從意大利學者中得知中國是一個「富厚無匹」的國家,到中國去「可以致富」(2),因為中國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於1508年1月13日,向艦隊司令石圭伊拉發出指令,要求他調查中國國情,包括中國的地理位置、風俗人情、宗教信仰、出口商品等等情況(3),為同中國進行經濟與文化交流作準備。

1517年8月15日,葡人啡瑙•比利•達•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e Andrade)率領的商業艦隊出現於我國珠江口,佔領屯門島,拉開了中國同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葡人一方面同中國開展貿易,與此同時,它作為西方文化的第一個代表,給中國帶來了兩份見面禮:天主教與佛郎機銃。

天主教是西方文化帶給中國的第一份禮物。據記載,葡人初到中國,人們便注意到「其人好讀佛書」(4)。當然,這裡所說的「佛書」指的是《聖經》,表明葡人船隊中有傳教士隨行。此後葡人在我國東南沿海的屯門、浪白、上川、雙嶼港、月港和浯嶼等島嶼私自居留,並進行傳教活動。亦有一些人領洗入教,穿洋服改洋名,為葡人奔走效勞。這些教民就是屈大均所說的「奸民」:「所患者吾奸民為彼舌人通事,時或椎髮環耳,侏離入群,為之嚮導,誘之以婦女妖謠,告之以官司重輕,示之以地形虛實,為我心腹禍患」(5)。葡人依靠這些「侏離入群」的教民充當耳目和走卒,把東南沿海一帶地方,「凡我虛實,皆瞭然已久」(6)。1521年廣東海防部隊捕獲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為彼得羅(Pedro)的中國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領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學會了鑄炮造船技術,後來到北京鑄炮(7)。1520年皮來資(Thome Pries)率葡萄牙使團北上,使團的翻譯火者亞三通曉番漢語言,能說會道,向明武宗大談南洋各國的種種奇風異俗,深得武宗歡心,「喜而留之」(8),「時時學其語以為樂」(9)。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亞三被捕下獄。他供認自己本是中國人,隨即被處死(10)。又據葡人平托說,他在中國內地旅行時,先後遇見30到40家信奉天主的教徒,有的家庭由中葡人通婚組成。如葡人卡爾伏(Vasco Calvo)娶中國女人為妻,生養了子女,他們向平托背誦了《天主經》、《聖母經》、《信經》和《申而福經》。浪白澳曾建造了一座大教堂,小教堂則有六、七座之多。葡人佔居雙嶼港多年,島上建教堂多座,教徒數以萬計。據說,朱紈1549年鏟平雙嶼港時,「有基督徒一萬二千人被害,內有葡萄牙籍八百,俱在35艘小艇及42艘巨艦中焚斃」(11)。以上記載或有誇張之處,但它至少說明,中葡開始接觸之初,天主教便已在中國進行了傳教活動。

西方文化最早傳入中國的另一項是西洋火炮,又稱火銃。葡人到東方不久,便經福建走私商人傳入。正德五年(1510),福建汀漳盜匪攻擊仙游縣,當地義民魏升協助官府,「以佛郎機炮百餘攻之」(12),將盜匪擊潰,確保縣城安全。其後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平宸濠之亂時,他使用過佛郎機銃作戰,結果「震驚百里賊膽破」,大獲全勝。據王守仁說,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見素提供的:「見素林公,聞宸濠之變,即夜使人范錫為佛郎機銃,並抄火藥方,手書勉予竭忠討賊」(13)。而林見素則與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關係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學會造炮技術,引進福建,然後林見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薦。

1517年葡人到達廣東後,又在同中國直接接觸中傳入西洋火炮。當時與葡人打過交道的顧應詳、汪鋐與何儒等官員,都先後獲得這種新式大炮的製造技術。

葡人商船1517年直達廣州港停泊,鳴放大炮,銃聲如雷,稱係佛郎機國進貢。當時顧應詳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正在著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獻銃一個,並火藥方」,經顧應詳在教場中演習,證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還對火炮的特徵做了詳細的描述:「其銃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個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個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14)。但顧應詳又認為,這種火炮只能用於海戰或守城,「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因此沒有進一步推廣。

在顧應詳之後,汪鋐與何儒也曾引進和推廣佛郎機銃製作技術。1521年汪鋐指揮屯門之戰時,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贏得了戰爭的勝利。《殊域周咨錄》記述了此事的經過:「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鋐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為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齎,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鋐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15)

屯門之戰結束後,汪鋐將佛郎機銃送到北京朝廷,並上了一道奏章,說明這種火器的威力,建議朝廷加以推廣。汪鋐認為:「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持此銃與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禦虜守城,最為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禦虜。」當時甘肅、延綏、寧夏、大同、宣府等邊關重鎮,都有墩台城堡。汪鋐建議,每個墩台配備一門重量20公斤以下、射程為600步的鳥銃,每個城堡配備一門重量70公斤以上、射程為5-6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寇將無所容足,可坐收不戰之功」(16)。明朝採納了汪鋐的建議,將火炮「鑄造千餘,發與三邊」(17)。後來南京守備徐鵬舉等人上奏章,請求把廣東佛郎機炮的工匠調來南京鑄炮,也得到明朝批准,並把何儒也調到南京,升任上元縣主簿。上元縣即今南京江寧地區。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傳入之初便受到人們的讚歎。據葉權說:「余親見佛郎機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濤跳躍間擊之,無不應手而碎。持此為長技,故諸番舶惟佛郎機敢桀驁。昔劉項相距廣武間,羽數令壯士挑戰,漢王使樓煩輒射殺之。羽怒,自出。樓煩不敢動。使有此物(指手槍)數支,何懼項羽哉!三國時鬥將令有此,雖十呂布可斃也。」(18)

但這畢竟只是中葡之間最初的文化接觸,它沒有產生甚麼影響。首先,因為開頭葡人並不是有意識地傳播西方文化,而只是在貿易之中附帶地發生文化接觸,交往雙方都主要是商人。它是很不自覺、很表面的接觸,並沒有深入的瞭解;雖然後來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開始注意這個問題,於1540年上書羅馬教廷,請求派教士來華傳教。次年,教皇保羅三世便派耶穌會元老聖方濟各•沙勿略開闢遠東教務。沙勿略曾有在中國實行學術傳教的構想,但他進入廣州之前,病死在上川島。由於這一變故,使中國的開教受到影響。當然,除了沙勿略之外,還有一些教士進入了中國活動,可是由於沒有穩定的基地,沒有周密的計劃,個別教士的活動作用不大。又由於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的隔閡,因此不可能發生多大的影響。其次,在中葡早期接觸中,葡人的海盜活動和擴張野心,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厭惡和憤慨。葡人形象惡劣,中葡關係充滿火藥味,從而導致葡人在東南沿海到處被攻剿驅逐。1521-1522年屯門之戰驅逐葡人後,廣東厲行海禁。葡人轉到浙閩沿海活動。可是1548年,其盤踞多年的寧波雙嶼港又被中國收復。1549年在福建漳州月港和浯嶼,又遭到中國驅逐。這種不安定的環境和敵對氣氛,使葡人無法立足於中國,西方文化更不可能產生重大影響。儘管如此,葡萄牙人的到來畢竟打破了中國同西方互相隔絕的狀態,使中國開始了同西方進行直接的貿易與文化交流。同時也正由於有了第一次交往失敗的教訓,此後葡萄牙人才會改變其行為,並得以在澳門安居下來,長期成功地從事貿易與文化交流活動。

原作於1995年12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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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自公元1世紀起,羅馬帝國統治葡萄牙達四年之久,自8世紀初至12世紀中期,阿拉伯人征服和統治葡萄牙4個半世紀之久。
(2)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377頁。
(3)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中文版,第36頁。
(4)胡宗憲:《籌海圖編》,(明)嘉靖41年刊本,卷13,經略3。
(5)屈大均:《廣東新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卷18〈舟語•洋舶〉。
(6)姚虞:《嶺海輿圖》,(明)守山閣叢書本,第62頁。
(7)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54頁。
(8)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佛郎機條〉。
(9)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東南夷三•滿剌加篇〉。
(10)《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11)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書社1987年版,下冊,第673頁。
(12)陳壽祺:《福建通志》,清同治7年正誼書院刊本,第267卷,第10頁。
(1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書佛郎機遺事》,上海涵芬樓四部叢刊景印本,第24卷,第12-13頁。
(14)胡宗憲:《籌海圖編》第13卷,第31頁。
(15)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明)萬曆刊本卷9,〈佛郎機條〉。
(16)《明史》卷325〈佛郎機傳〉。
(17)胡宗憲:《籌海圖編》第13卷,第31頁。
(18)葉權:《賢博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