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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中國現存最早的歐洲人形象資料
 ──《東夷圖像》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湯開建
明代蔡汝賢長期任廣東布政司參政，職掌邦交貢賜之務。當時廣州正值海外貿易的黃金時期，蔡汝賢因職務與地利之便，得以累積他對來華歐人的觀察與記錄，繪製成《東夷圖像》。書中所繪的歐人形象各異，根據作者所考，圖像內容皆如實反映了當時來華歐人的體貌與服飾。蔡氏以圖像記錄歷史的方式不但沒有任何失真之處，反而為我們保留了十六世紀來華歐人的歷史影像。 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人循著葡萄牙人開闢的貿易航線，一批接一批地從西方走向東方，並來到了中國。歐洲人到中國來，他們那種完全與中國民族迥然異質的體貌、器物及文化，無一不極大的震撼了古老的中華帝國。各種文獻紛紛記錄了他們的形象、風俗、行為及國力。文字的東西，雖然有所流失，但保留至今的仍稱不少。然而，形象資料流傳至今的卻極為罕見，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最早乃游文輝於十七世紀初繪製的利瑪竇畫像，雖然現存明人之《三才圖會》中有「紅夷國」與「西洋國」人物的圖像，但從記事到圖像，明顯可以看出，作者並非歷史傳真，而是完完全全地憑空臆造，或據道聽途說的編纂，無絲毫可信之處。於是，我們要瞭解十六世紀或十七世紀來華歐洲人的形象只好借助清代乾隆時成書的《澳門記略》和《皇清職貢圖》，而明代的歐洲人之形象資料卻無法尋索。
據實繪製的東夷圖像
近日翻檢文獻，發現明蔡汝賢《東夷圖像》一卷，原以為「東夷」肯定不會包括歐洲人，因為明代人稱歐洲人或為「西洋」或「西番」或「西南番」，從未見將歐洲諸國納入東夷者。然檢其〈東夷圖總說〉：「蓋聞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子之圖說，獨詳於東南夷，何也﹖貢由粵入，職所掌也。……占城、西洋、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剌、三佛齊、回回、鍚蘭山皆大國也，……浡泥、彭亨、百花、呂宋，小夷也，……天竺、咭呤、甘坡寨、順嗒，不通貢而通市，……爪哇戕我天使，佛郎機獵我華人，夷而矣。……」 原來書名雖作「東夷」，實為「東南夷」，在另處亦書作《東南夷圖說》，故內含「佛郎機」。書中保存了一幅〈佛郎機圖〉，個人以為，這是我國目前保存的一幅最早的由中國人繪製的歐洲人形象資料，其珍貴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四庫全書總目》作者卻對該書予以全盤否定，稱「其圖像悉以杜撰，亦毫無所據」。既然是「悉以杜撰」，那〈佛郎機圖〉亦當為杜撰，那就無價值可言。如果我們輕易相信《四庫提要》這些作者們毫不負責地輕言妄斷的話，我們將漏失一份中國古代對外關係中極為珍貴的文獻，一幅我國目前現存最早的歐洲人形象資料亦會遭無辜葬送。
職掌邦交貢賜之務的蔡汝賢 我們應從作者蔡汝賢的背景進行考察。蔡汝賢，《明史》無傳，據《掖垣人鑒》卷十五載，蔡汝賢，字用卿，一字思齊，號龍陽，松江華亭人，隆慶二年進士，由大名府推官選禮科給事中，歷官御史，任中敢言，彈劾勳戚而無顧忌。又據阮元《廣東通志》卷十八〈職官表〉九，蔡氏於萬曆四年任廣東布政司參政，萬曆十三年任廣東左布政司使，最後官至南兵部侍郎，致仕卒。從上述經歷，我們可以看出，以最保守的估計，蔡汝賢在廣東工作至少十年以上，且均在布政司任職。布政司為掌一省之政的首腦機關，外國諸番進貢之事，雖有市舶司具體管理，但布政司仍要掌其大政，如貢使迎來送往，布政司還須按國家禮儀予以接送。《東夷圖說》中〈安南〉條：「(安南)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如列國儀。」又〈占城〉條：「嘉靖年再至，使回，令廣東布政司管待，以示寵異焉。」再〈滿剌加〉條：「每貢使回，廣東布政司餞之，遵會典也。」可知，廣東布政司是一個經常同外國貢使打交道的政府機構，蔡汝賢在廣東布政司任職達十年以上，且擔任過布政司的最高官員。以常理論之，他應是一位對海外諸國情況比較熟悉的官員。因為，如不瞭解進貢國的情況，如何代表廣東一省甚至是明王朝做好邦交貢賜的工作。蔡汝賢在〈東夷圖總說〉中亦稱：「貢由粵入，職所掌也。」廣東方面的外國進貢，是他的職掌範圍。又稱「有經世之責，試思之國，凡二十有四；貌之者二十，間有與圖說左者在中國則服，然識所見也，余闕焉。」也就是說他記錄文字的國家有二十四國(其中黑鬼不應為一國)，而畫的圖像只有二十國，均是他自己親眼所見的，未見者，即存闕。反映蔡汝賢不管是記錄各國的文字或繪製圖像均是極為認真嚴肅的，未見之國家使者，就沒有畫圖像。這樣嚴肅的作風，不知《四庫提要》的作者為何會得出「其圖像悉以杜撰，亦毫無所據」的結論來？
地處萬井千艘、貿易繁盛的廣州 據《四庫全書提要》，《東夷圖像》一書成於萬曆丙戌，即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年)。這正是澳門海外貿易進入黃金時代之時。萬曆十四年成書的《涇林續記》載：「廣屬香山，為海舶出入襟喉，每一舶至，常持萬金，並海外珍異諸物，多有至數方者，先報本縣，申達藩司，令舶提舉同縣官盤驗，各有其例。」 由於海外貿易的發達，萬曆中省城廣州亦對外開放，外國商人均可赴廣州貿易，並不只局限於澳門。霍與瑕〈上潘大巡廣州事宜〉：「近日閩浙有倭寇之擾，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船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霍疏上於萬曆初，又王臨亨《粵劍篇》卷三：「西洋古國，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三四月間入市中國市雜物，轉市日本諸國以覓利，滿載皆阿堵物也。余駐省時，見有三舟至，舟各齎白金三十萬投稅司納稅，聽其入城與百姓交易。」 王氏駐省在萬曆中。可見，蔡汝賢撰《東夷圖像》時，廣州之對外貿易正處於十分繁盛時期，它既不同於正德末嘉靖初禁海時期的廣州，又不同於嘉靖中各國番舶均轉趨閩浙海上貿易而「廣之市井蕭然」的時期。各國商人均可至廣州進行交易。那時的廣州是「臨江喧萬井，立地湧千艘」，「時時番鬼笑，色色海上眠」。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出任廣東布政使的蔡汝賢，難道沒有很多的機會和時間對來廣州貿易的外國商人進行瞭解和繪製圖像嗎？
圖像記錄反映史實記載 《四庫全書提要》提出的否定《東夷圖說》的理由不能成立。其理由稱：「所紀皆東南海中諸國，殊多傳聞失實，如謂琉球國人窅目深鼻，男去髭鬚，輯鳥羽為冠，裝以珠玉赤毛。今琉球貢使旅來，目所共睹，殊不如其所說。海西諸國統稱西洋，汝賢以西洋為國名，則更謬矣。」 否定的理由就是兩條：一條琉球，一條西洋。先看第一條，蔡氏記琉球是否失實。琉球國人窅目深(原文是高)鼻，《皇清職貢圖》稱：「琉球國人多深目長鼻。」可證蔡氏並非杜撰。男去髭鬚，《圖書編》卷五十〈琉球事實〉：「風俗，男子不髭。」輯鳥羽為冠，《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男)戴羽冠。」裝以珠玉赤毛，《皇清職貢圖》：「屬夷官品級以金銀簪為差等，用黃綾絹折圈為冠。」前面三條所記完全相同，後面所記雖有不同，但蔡氏所記為琉球國人，當為一般之百姓，故「輯鳥羽為冠，裝以珠玉赤毛。」而《皇清職貢圖》所記為「夷官」，故不是戴羽冠插赤毛的土夷，而是以黃絹纏頭，戴金銀簪。《四庫提要》作者所見是「貢使」，而蔡氏所記是琉球國人，如何可求此二者穿戴相同呢？蔡氏所記，均有所本，而《提要》之言實風馬牛不相及，第一條否定理由不能成立。 再看第二條理由，《提要》稱，蔡汝賢以西洋為國名，西洋本應是海西諸國的統稱，蔡誤。海西諸國統稱為西洋是對的，但蔡汝賢這個西洋並非指此，而是指西洋古里。王臨亨《粵劍篇》卷三稱：「西洋古里，其國乃諸番之會。」《皇明象胥錄》：「古里，綰西洋諸番之會，西瀕海，南距柯枝，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或曰從錫蘭山取道，順風十晝夜至。」再看蔡汝賢《東夷圖說》中〈西洋〉條：「西洋在海西南，與僧迦密邇。自錫蘭山放洋，順飆利舶十晝夜可抵其國。當巨海之要嶼，乃諸番總會之區也。」可知，蔡汝賢所說之「西洋國」，當即言西洋古里，只是省去了「古里」二字。而西洋古里在明代文獻中亦常被省稱為「西洋」。《明史•西洋瑣里傳》：「成祖頒即位詔於海外諸國，西洋亦與焉。」 《古今圖書集成•西洋古里部匯考》：「永樂五年，古里國遣使朝貢，命太監鄭和等賜西洋國誥命。」按《廣東通志》：「西洋國地最大，與僧迦密邇，諸番之會也。」《三才圖會》卷十三：「西洋國近西南濱海，地產蘇木、胡椒、珊瑚、寶石等物。」《古今圖書集成•西洋瑣里部匯考》則將西洋瑣里稱為西洋國，還附有〈西洋國〉圖像一幅。《殊域周咨錄》卷八稱：「瑣里國又曰西洋瑣里國，古里國又曰西洋古里國，或為二國，或為四國，《會典》卷諸書所載各異，皆西海諸番之會。」
古里、瑣里，均在今印度西南岸一帶，明人混淆，有時視為一地，有時又加區分。不管是西洋古里或西洋，明人均有省稱為「西洋」之例，蔡氏當亦是省稱，何謬之有？《提要》作者不細審其書就妄下斷語，可見審書者之粗疏。余懷疑，蔡氏之書乃以書目犯忌，「東夷」二字遭滿洲忌，故要將書刪禁，又要找幾條理由，便從書中胡亂找幾句話，又未加細審，即輕言妄語而予以斃之。實《提要》之誤也，非蔡氏謬。
來華歐人形貌各異 從蔡氏書中所記國名及圖像亦可反映蔡氏書所記十分真實。蔡氏書成於萬曆十四年，書中所記國同歐洲有關者有佛郎機與呂宋，佛郎機為葡萄牙人，呂宋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於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進入澳門，西班牙人於萬曆四年(一五七六年)後進入菲律賓。但文獻中多稱是佛郎機人佔據呂宋。然而，蔡氏記呂宋稱：「呂宋在海之西南，其風俗服食婚姻與佛郎機大同小異。」「大同小異」可證蔡氏並不像其他無知者將佔領菲律賓的亦稱作佛郎機，「同」是指他們都是西方人，「異」則是指他們是不同的兩個國家，其認識是比較正確的。再看蔡氏畫的〈佛郎機圖〉和〈呂宋圖〉，雖然畫的都是西方人形象，但佛郎機則似歐洲人，而呂宋則接近西亞人。 再從蔡書之〈滿剌加圖〉看，這時的滿剌加人從人種上已非馬來人的形象，似乎帶有歐洲人與馬來人的混血，大約是馬六甲的土生葡人。從服飾上看則完全是十六世紀葡萄牙的服飾，著中排扣之上衣，穿寬腿褲，這種服飾可見於十六世紀南蠻(葡萄牙)藝術屏風之屏風畫中的葡人服飾。因為從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已佔據滿剌加，葡人對馬六甲的控制到蔡氏成書時已有七、八十年，故貢使為土生葡人形象，服飾則為葡式服裝。這種極為真實的寫真，足以說明，如蔡氏沒有對當時廣州的外國人進行仔細觀察和深入瞭解，是不可能畫出這樣的圖像的。
蔡書中還有一幅〈天竺圖〉，天竺指印度，是佛教之國，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在蔡氏圖中，畫一天竺人，朝拜一位類似於觀音菩薩的女子，女子懷中抱著一個嬰孩。這是為甚麼？這裏拜的不是觀音，而是聖母瑪利亞。天竺拜聖母瑪利亞，豈不荒謬？《東夷圖說•天竺》還載：其國「人多奉佛」，但這個「佛」並非釋迦牟尼，而是天主。「每七日一禮拜天，食輒誦經，食已復誦，謂謝天也。……左右前後，坐臥器皿，各置天主。」天竺信天主教，其實，這正是反映十五世紀末期以來，葡萄牙人發現印度並佔據印度西海岸，一五一七年，方濟各會的傳教士到達果阿並逐步傳播天主教之事實。但需說明的是，葡萄牙對印度的佔據，始終僅限制在印度半島西南沿海科欽、果阿一帶，而從未將其統治勢力滲入印度內陸，所以，稱天竺信天主，實際上僅印度半島西南沿海很小一部分地區，而不是全部。《坤輿圖說》卷上〈印第亞〉：「印第亞即天竺。……今沿海諸國率奉天主正教。」 雖然蔡氏圖說稱天竺國信奉天主教並不正確，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能獲知天竺(印度)有天主教的傳播，正可反映他非常真實地記錄當時的歷史。因為葡萄牙佔領印度西南海岸後，果阿成了葡印總督的總部。西方傳教士到中國來往往是先去果阿，後至中國。最初到中國的傳教士為了方便傳教，均稱自己為「天竺國僧」，如一五八四年出版的《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稱：「萬曆甲申歲秋八月望後三日天竺國僧書。」來華傳教士自稱「天竺國僧」，這自然會影響到蔡汝賢對「天竺」的認識，故蔡書天竺條又稱：「天竺僧自彼國渡海遠來，歷三年始達濠鏡。諸夷信其法，遂奉之，以要束諸夷。」
我們知道到濠鏡(澳門)來的是歐洲各國的傳教士，蔡氏稱其為「天竺僧」，蓋因當時傳教士自謂也。此可證，蔡氏之書非謬也，據所見所聞而實書也。此又可反證該書之真實可信。
我國現存首張歐人形象畫 最後，我想將蔡氏之〈佛郎機圖〉與日本藝術家繪製的南蠻(日本人稱葡萄牙人為南蠻)屏風畫中的葡萄牙人形象作一比較。蔡氏畫與日本畫均產生於同一時代──十六世紀末。蔡氏畫線條簡單，日本畫絢麗多彩，但繪其形象，二者均十分生動逼真。從兩幅畫畫面所繪人物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二者十分近似。蔡氏畫中第一位葡人，深目高鼻落腮鬍，與日本畫中葡人形象完全相同。所著衣飾，上身為中排扣緊身衣，下身為寬腿褲，頭戴高頂氈。日本畫中左起第五人之穿著與蔡氏畫中右起第一人完全相同。其餘人等穿著形象亦基本相同。中日雙方均以其第一手資料共同反映了十六世紀來東方經商的葡萄牙人的形象與服飾。南蠻屏風畫在日本所見甚多；而十六世紀中國人反映葡萄牙人的形象、服飾的圖畫資料，蔡氏所繪則是絕無僅有者。與乾隆時期繪製的《澳門記略•男番圖》及《皇清職貢圖•大西洋國夷人圖》比較，可以發現，蔡氏所繪葡人形象較乾隆時期所繪之葡人形象更為逼真。雖然蔡氏之畫其藝術價值可能並不很高，但從保存真實的歷史記錄這一角度而言，該畫之價值卻極為珍貴，完全可以稱得上是我國現存的第一張歐洲人的形象畫。 原載於《歷史月刊》19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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