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

專制主義的魔力
──評王曾瑜《荒淫無道宋高宗》

沈冬梅

雖然辛亥革命瓦解了專制主義的制度形式,但是專制主義的幽靈仍在我們的社會中到處飄盪,專制主義的大棒仍然不停地在人們的頭上揮舞。在一些學術領域,人們已經長久地熱情洋溢地討論後甚麼現代而且主義,在歷史學領域,人們對專制主義的歷史遺產清理仍顯不夠。王曾瑜先生所著《荒淫無道宋高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可以說是在補這一課。正如作者在該書的〈自序〉中所說,他撰寫荒淫無道的宋高宗傳記的宗旨是「批判我們民族的壞傳統,以反省過去;反省過去,可能對開創未來起一點作用。」而「中國特色的專制」,以及與專制密切相關的腐敗和愚昧,就是我們民族的壞傳統。

一個荒淫無道的帝王,卻竊取了「中興之主」的美譽,並且給民族歷史烙下慘痛記憶。《荒淫無道宋高宗》以具體鮮活的事實,逐層剝開南宋史官曲筆諱筆加在宋高宗身上的層層裝扮,辛辣而又沉重地揭示宋高宗趙構是如何精心而又醜陋地憑藉專制主義的魔力做到這些的,並且「渴望著用自己的史筆去鞭笞罪惡」(P3),撻伐專制政治的腐敗。

中國古代封建專制主義的醜陋之大處,在於皇權所代表的皇室家族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總是一致的;這種醜陋在趙構那裡達到了極致的突出表現,就在於當他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出現對立時,為了維護個人利益,趙構竟然不惜自毀長城,與秦檜相為表裡,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岳飛。雖然史稱秦檜矯詔舉辦冤獄,但王曾瑜先生以充分的證據論證宋高宗才是殺害岳飛的元兇,秦檜只是處於次要地位,像其他大多數的詔獄一樣,岳飛案最後也必然是由宋高宗親自裁決的。而同樣具有反諷意味的是,這樣一個十分明顯的歷史事實,由於南宋史官曲筆為宋高宗諱,卻被掩飾了數百年,王著通過對這段史實的發掘,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在專制主義橫行的時代,輿論是如何有意無意地製造假象為專制者粉飾的,而專制者越是出於個人私利幹盡壞事,就越是需要竭力自我粉飾,包括尋找合適的替罪羊以為自己開脫。

岳飛的罷官乃至被殺只不過是趙構無法向歷史交待的多件惡行中的一件,其實趙構與秦檜之間的複雜而又微妙的關係,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君臣關係。秦檜之所以能位極人臣,讓趙構「唯(他)一人之從」(P234),是因為趙構需要在官僚系統中選擇這樣一個代理人,讓他來做自己不能明目張膽地去做的事。從金人那裡回來、贊同他屈膝求和的秦檜,自甘被他利用而逐殺異己、箝制異議、追繳焚毀一切記錄事實的私史文字、與金人和議鞏固了趙構的皇位,也正因為迎合了趙構的這一陰暗的需求而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擅權近二十年。

趙構的種種劣行決非出於偶然,而是他個人性格與私慾的必然結果。在兩宋之交民族危亡的動盪年代,憑藉造化作弄的機緣,在金兵包圍京城開封的情況下,身在路途的趙構從深宮中無所事事的花花太歲,陡然成為河北兵馬大元帥,面對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趙構原本也可以選擇成為一個民族英雄的道路。然而,手握兵馬大權之後,趙構從未想過要率兵前去解紓家仇國難,反而擁兵南逃,「提兵入衛,反為護己之資」(P17)。在徽、欽二帝和所有宗室主要成員都被金人擄往北方之後,趙構登上皇帝的寶座。最高權力並未讓他負擔起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他所想所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如何保住皇帝的寶座,以及如何濫用這一寶座所帶來的權力。

為了保住從天上掉下來的皇位,趙構將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用作賭注,主動放棄對金人的一切抵抗,對積極備戰的李綱等人切齒痛恨,不遺餘力地排擠宗澤這樣忠心耿耿一心抗戰的文武將士,重用一心擁戴他、只會苟且偷安並且善於弄權的黃潛善、汪伯彥等小人。只是在金兵一路追擊、想要徹底鏟除趙宋政權的形勢下,趙構才不得不勉強打起精神贊同各路大軍的抗金行動,但同時又蓄意鼓勵縱容各大將領斂財貪生,瓦解南宋軍隊本就參差不齊的戰鬥力。在戰場形勢略有好轉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曲意求和,甚至不惜跪地稱臣。所有的這些行為,都只不過是為了將父母兄弟永久困在虎狼之域,從而保有自己皇位的一己私慾。雖然趙構其實另有「不可告人的、喜出望外的心理」,而在表面上,他又「不得不經常將『奉迎二聖』之類掛在口頭,表現出對父母兄弟所遭劫難的哀痛」(P41)。 應該說在南宋初年,趙構這種言行不一,從一開始就受到了正直臣子與太學生們的批評。雖然有「不誅大臣、言官」的祖誓(P40),雖然趙構在即位伊始也曾下詔保證「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P41),但所有這些都不足以阻止趙構,在即位僅有三個月時,就氣勢洶洶地誅殺上書言事的陳東與歐陽澈。同時還意猶未盡地「下詔獎勵告訐」,此後又屢興文獄,「企圖以酷刑峻罰鉗制天下之口」(P40)。在殺陳東與歐陽澈兩年之後,統治手法日臻完善的趙構終於意識到殺言者只會使自己蒙上難以洗刷的惡名,從此時起他比以前更自覺地偽裝自己,更注意維護一種虛假的自我形象,但是正如王曾瑜先生書中所揭露的那樣,趙構統治的數十年間,除少數詔獄不見文獻記載外,基本上都是由趙構最後親自裁決的。

雖然趙構的那些行為,「不論用古代或今時的倫理道德衡量,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徑」,但經過種種粉飾和打壓的手段,他仍然被裝扮成一個讓人竭盡忠誠的道德偶像。王曾瑜先生在書中尖銳指出,這正是宋高宗一手導演的造神運動的結果。如果說每個專制者都希望自己被神化,那麼,當統治者感到理虧或心虛時,感到內外交困卻又統治乏術時,就特別需要乞靈於造神術,這就是趙構之所以十分熱衷並急切鼓勵大臣們神化自己的動力所在。誠然,與古今中外所有的造神運動一樣,這種運動還需要有大批的參與者和追隨者,這一運動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就是當時大批文丐的出現。我們固然可以對趙構統治下隨時可能因嚴酷的文字獄而遭受迫害的文人,予以足夠的同情,但文丐們以大量的「諂詩和諛文作為以人格交換利祿的商品」(P368),競相投機鑽營、爭權奪利、固位邀寵的現象,用避禍來為他們開脫是遠遠不夠的;文人士大夫群體一直自詡為倫理道德本位的傳統文化載體,一遇專制政體,那些平日裡高談闊論的操守、風骨之類頓時煙消雲散,這難道不也是與專制主義的風行同樣值得深思的麼?

《荒淫無道宋高宗》是一部歷史著作,又不僅僅是一部歷史著作;因為王曾瑜先生既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他的目光、他的胸懷和視野又不僅僅止於歷史領域。一位嚴肅的歷史學家會以盡可能客觀的目光看待歷史、分析歷史,讓讀者獲得正確的歷史知識,但是如果他還擁有深切的現實關懷,那麼,我們將可以從他的著述裡發現歷史發展的動因,並進而在歷史這面鏡子裡,看到現實社會的影子。「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王曾瑜先生的《荒淫無道宋高宗》庶幾近之。

(此文蒙作者授權,在網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