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代

堯、舜與禪讓政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教授殷瑋璋


對於中國古史,儒家學者常常是「言必稱堯舜」,也就是以堯、舜為古史的開端。他們認為堯、舜都是古代有德行的先王,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得到後人長期的懷念。

先秦古書《尚書》之中有「堯典」篇,記載了一些堯、舜時代的史事;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也記載了不少有關堯、舜的民間傳說。但是這些都是後人根據傳聞所記,並不是堯、舜時代真實歷史的記錄,因此在研究歷史的時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信以為真。

在傳說中,堯這位先王能夠設官分治,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所以很少有犯罪受刑之人。舜這位先王自小就有孝心,對父母的苛責能夠逆來順受。他即位後關心人民的生活與生產,用禹治平洪水,使得萬民安居樂業。那時南方的苗蠻集團常常北上發展,對中原造成威脅,堯、舜又都自己領兵、擊退三苗。除此以外,儒家學者稱頌堯、舜最大的美德就是禪讓,能把自己的王位讓給德才兼備的賢人,堯能讓位給舜,舜能讓位給禹。這種傳賢不傳子辦法可以說是「公天下」,比後代傳子不傳賢的「家天下」要高明得多。

兩千多年來,歷代學者無不推崇「禪讓政治」,認為這是國家領導人互相接替的最好的辦法。大家對於中國古代曾經有過禪讓的美事也就深信不疑。

但是我們也發現過與這種說法不同的史料。281年即西晉太康二年,有人盜魏襄王的墓,獲得竹簡數十車,其中有「紀年」十三篇。各篇記載堯、舜、禹、湯直到戰國時魏國的史事。後來經過整理,以《竹書紀年》為書名,也成為一部探索中國古史的重要先秦史書。其中對於「堯舜禪讓」的說法,就與儒家學者的說法大不相同。據說,出身於華夏集團的堯曾經想把自己的王位傳兒子丹朱,但是受到東夷集團領袖舜的反對,舜發動了政變,囚禁了堯和丹朱,自己奪得王位,殺了丹朱與其全家。

這樣完全不同的記載,針鋒相對,我們究竟相信誰的?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這需要對當時真實的歷史情況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才便於探討問題。

史書記載,禹的時代「以銅為兵」(以青銅作為武器和生產工具),前此的堯、舜時代還是石器時代的晚期。那時我們的先民生活還很艱苦,穿的是麻衣草鞋,吃的是粗劣的食物,住的是竹籬茅棚,在物質生活方面部落聯盟的領袖與一般平民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距。領袖並沒有甚麼特權,還要辛辛苦苦管好部落聯盟的公共事務,大家對於權位的爭奪也就沒有後世那麼激烈。而且,領袖是由選舉產生的。那時,各部落的頭目由全部落的成員選舉產生;部落聯盟的首領則由各部落的頭目互相推選產生,由一個人獨斷專行是沒有的。直到一千年前契丹的部落「大人」,蒙古初期的「可汗」,都由推選產生。可見上古的部落聯盟時代,領袖由推選產生本屬正常,並不奇怪。所謂「禪讓」,就是由將退位的領袖舉薦一個人以自代,但仍需要經過一次會議的通過。因此,儒家所推崇的「禪讓政治」並非空想,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確實有過這樣的事實。儒家學者宣傳「禪讓」,是鼓勵後代的領導者克制「私心」,為了國家的興旺,能夠傳賢不傳子,薦賢人以自代。不論效果如何,他們用心良苦,為國為民的良好願望是值得讚許的。

那麼,《竹書紀年》中所說的舜囚禁堯和丹朱的事是否也可能發生呢?也有可能。因為堯舜並非同族,不是單純的族內傳賢或傳子的問題。堯屬華夏集團,舜屬東夷集團,他們之間的矛盾已經成了兩個集團爭奪部落聯盟領導權的問題,引發激烈衝突是完全有可能的。堯又稱陶唐氏,似為擅長製陶的部落。當時堯所在的華夏集團活動中心在黃河中游,與考古工作中發現的彩陶文化相對應;舜也擅長製陶,這在古書《考工記》上也有記載,他的部落以製黑陶為專長。他所在的東夷集團活動中心在黃河下游濱海地區,與考古工作中發現的黑陶文化相對應。從考古學上來說,仰韶文化的極盛期,彩陶文化相當發達,黑陶文化也已產生,這正相當於書上記載的堯、舜時代。因此,我們有根據來說明當時的堯、舜分屬於不同的集團。他們因為爭奪中原地區部落聯盟領導權而發生衝突也並不奇怪。

在儒家推崇「禪讓政治」已經深入人心的時候,如果讓《竹書紀年》中堯、舜衝突一事傳佈開來,不免造成思想混亂。歷代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經典,就把《竹書紀年》列為禁書,不許流傳。所以這本書只有少數學者才能看到,一般群眾根本不知道有此一書。

封建王朝肯定儒家經典,是利用儒家的三綱五常的學說來維護社會秩序,鞏固自己的政權。對於儒家所提倡的「禪讓政治」,自然不會真的去實行。在中國歷史上,也鬧過兩次禪讓的把戲,那就是曹丕受漢禪而建立的魏王朝,司馬炎受魏禪而建立起晉王朝。這明明是以武力威逼讓位,卻以「禪讓」作為一塊遮羞布,弄巧成拙,欲蓋彌彰。以後再也沒有人演出這類醜劇。儒家那種推崇「禪讓政治」,希望做到「選賢舉能、講信修睦」的政治理想,一時還難以實現,只能作為全人類共同奮鬥的目標。